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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天法祖观念的演进及其对中国传统政治之影响的论文 敬天法祖观念的演进及其对中国传统政治之影响的论文 内容提要：敬天法祖的观念起源很早，但初期并未与政治扯上关系，到了商代方被用于政治当中。而周代则是这一观念的成型期，这与宗法观念的建立是分不开的；汉代为这一观念的集大成期，这与汉武帝和董仲舒的推动作用有关。敬天法祖观念被运用到政治上可从敬天和法祖两方面展开论述，并且其对中国传统政治的影响也是十分深远的。 　　关键词：敬天法祖；君权神授；宗法 　　敬天法祖，与其说是一种宗教思想，毋宁说是一种政治观念。前辈学者对此多有论述，但都零零散散，未成体系。要想明了敬天法祖观念对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影响，对其演进过程是不应忽略的。故笔者不揣简陋，对敬天法祖观念的演进及其对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影响做进一步的讨论。 一、敬天法祖观念的演进 　　敬天法祖的观念起源很早。葛兆光在《中国思想史》里就说：“中国古代思想世界一开始就与天相关。”[1]但远古时期对天地祖先的崇拜，多是建立在对未知世界的神秘感的基础上，可以看成是一种自然崇拜。如《礼记·表记》中说：“夏道尊命，事鬼敬神而远之。”不过，这一时期，人们对上天的崇拜，已经可以通过某种仪式去表达了，现代能看到的上古的墓葬中，已经有祭祀天地的玉琮出现。张光直就认为：“琮是天地贯通的象征，也便是贯通天地的一种手段或者法器。”[2]上古时期，沟通天人的事都是由巫来完成的，按照《说文》的说法：“巫，祝也。ww女能事无形以降神者也，象人两袖舞形。”可知，上古的巫多是女子，而且是靠歌舞来娱神。但上古时期的这种尊敬上天、祭祀鬼神的仪式基本未与政治有所联系，更多程度上是一种自然性的崇拜。 　　到了商代，敬天法祖的观念才开始与政治扯上联系。商代的统治者多以“天命自居”，认为自己的地位是上天给予的。《尚书·盘庚》：“先王有服，恪谨天命。”《诗经·商颂·玄鸟》曰：“天命玄鸟，降而生商。”这一时期的“敬天法祖”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首先巫与人王结合。巫的地位在这一时期不断的发生变化。商周时期，巫渐渐的演变成了史，而沟通天人的职责被帝王所垄断。帝王成了唯一能沟通天人的人，这就是陈梦家所说的：“王者自己虽为政治领袖，同时仍为群巫之长。”[3]徐复观则说：“殷代虽然巫的地位很高，但祭神的主体，究竟是王而不是巫。至周，巫演进为史，虽依然兼保有巫的职务，但在宗教行为中的独立性更减轻了。”[4]另一方面，是天神与先王相结合。商人在祭天之时，已经开始配以先公先王了。徐复观就说：“殷人的宗教生活，主要是受祖宗神的支配。他们与天、帝的关系，都是通过自己的祖宗作中介人。”[5]殷人有靠先祖来“宾帝”的观念。所谓的宾帝就是商代的先王在上帝左右，上帝对商王有护佑和惩戒的能力。从这可以看出，殷商时代敬天和法祖已经开始结合在一起在政治中发生作用了。不过，此一时期宗教性质的信仰还是占主要地位，《礼记·表记》：“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先鬼而后礼。”商代的祭祀，“礼”的成分还比较弱。所以有人就说殷人淫祀鬼神，这与周代的敬天法祖观念还是有所差别的。因此，有的学者就说殷商时代是“残民事神”，周人是“敬天保民”。[6] 　　周代是敬天法祖观念的成型期。周代的文献中也特别的强调天、帝、天命的观念。据徐复观统计，《诗经》中就大约有一百四十八个天字。[7]《诗经·周颂·我将》：“我其夙夜，畏天之威。”《尚书·召诰》：“……其曰我受天命。丕若有夏历年。式勿替有殷历年。欲王以小民受天永命。”《尚书·立政》亦有“敬事上帝”之语，张分田就认为“以德配天”是西周德治思想的宗旨。[8]徐复观也认为“周人的哲学，可以用一个‘敬字作代表。”[9]这里的“敬”，不只敬天，还敬先祖。周人“法祖”的观念，在此也得到了充分的发展。《尚书》里就有很多要效法文王的记载，周人认为周代之所以能够取代殷商拥有天下，主要是周文王奠定了根基。所以后代周王无不以完成文王的功业为己任。如《尚书·大诰》：“天休于宁王。兴我小邦周。”《诗经·大雅·文王》：“上天之载。无声无臭。仪刑文王。万邦作孚。”而且，从周人将“制礼作乐”都归功于周公，也可以看出其对祖先的重视。周代宗法制的确立，就可以看作敬天法祖观念的运用。关于周代宗法制和敬天法祖的关系，我们稍后再论。 　　《礼记·表记》：“周人尊礼尚施。事鬼敬神而远之。”由此可以看出，周人对敬天法祖的观念已经渗入到礼制当中。周代已经有比较完备的祭祀上天和祖先的仪式了。在祭祀当中，乐舞占相当重要的地位。当时祭天即用《云门》，祭祀祖先用《大武》。《周礼·春官宗伯》：“乃奏黄钟，歌大吕，舞云门，以祀天神……乃奏无射，歌夹钟，舞大武，以享先祖。”祭祀在西周的政治中占有很重要的地位。曹胜高师就说：“西周分封制度中，祭器的分配是一个很重要的形式。周室通过分配祭器，象征着诸侯祭祀权的获得，并以此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