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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清以来百年王船山哲学与思想研究述评的论文 晚清以来百年王船山哲学与思想研究述评的论文 晚清以来百年王船山哲学与思想研究述评 　　一、船山遗书的重刻与清廷官方的立场　　道光十九年（1839年），也就是第一次中英鸦片战争爆发的前一年。王船山的裔孙王世全刊刻船山著述凡一百五十卷，但这部书在咸丰四年（1854年）毁于太平天国的兵火。至同治元年（1862年）由曾国荃主持再次重刻《船山遗书》，增至一百七十二卷，由曾国藩作序行于天下（曾国藩：《船山遗书序》）。[1]此时距王船山故世已有一百七十年，自此这位有明遗老孤臣的思想才重新开始为当时的思想界所重视。　　其时，中国正遭逢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李鸿章：《同治十一年五月复议制造轮船未裁撤折》），危亡之势与船山所面临明末亡天下之局势相类。于是，正如王兴国先生所言： 他们（作者案：当时的知识分子）把船山思想当做改良或革命的理论武器，赋之以活泼泼的生命力。[2]　　也正因此，从曾国藩等士大夫，到谭嗣同、章太炎、梁启超等革命家，对船山哲学与思想基本上采取一种拿来主义的态度，大量利用船山哲学与思想论证或者辅翼其政治或学术主张。因此，在这一阶段，大部分关于船山哲学与思想的著述都与其政治思想或历史哲学有关。　　如曾国藩在写给郭嵩焘的一封信中说：　　船山先生《宋论》，如宰执条例时政、台谏论宰相过失及元祐诸君子等篇，讥之特甚，咎之特深，实多见道之言。尊论自宋以来多以言乱天下，南渡至今，言路之兵事之长短，乃较之王氏之说尤为深美，可以提尽后有万年之纲。仆更参一解云：性理之说愈推愈密，苛责君子，愈无容身之地；纵容小人，愈得宽然无忌。如虎飞而鲸漏，谈性理者熟视而莫敢谁何，独于一二朴讷之君子，攻击惨毒而已（曾国藩：《同治五年十二月初五日，致郭嵩焘一通》）。[3]　　据上文，我们可以很明显的看到曾国藩借船山之说批评时政的思想立场。而曾氏致书之郭嵩焘又是怎样来看船山的呢？郭氏《请以王夫之从祀文庙疏》云：　　我朝经学昌明，远胜前代，而訚然自修，精深博大，罕有能及衡阳王夫之者。夫之为明举人，笃守程朱，任道甚勇。值明季之乱，隐居著书。《国史middot儒林列传》称其神契张载《正蒙》之说，演为《思问录》内外二篇，所着经说，言必征实，义必切理，持论明通，确有据依，亦可想见其学之深邃。而其他经史论说数十种，未经采取甚多。其尤精者《周易内传》、《读四书大全说》，实能窥见圣贤之用心而发明其精蕴，足补朱子之义所未备。生平践履笃实，造次必依礼法，发强刚毅。艰贞之节。纯实之操，一由其读书养气之功，涵养体验，深造自得，动合经权。尤于陆王学术之辨，析之至精，防之至严，卓然一出于正，惟以扶世翼教为心。自朱子讲明道学，其精且博，惟夫之为能光怫。如王夫之学行精粹以之从祀两庑，实足以光盛典而式士林（郭嵩焘：《请以王夫之从祀文庙疏》）。[4]　　显然，郭嵩焘也是站在正统理学与清代士大夫的官方立场上来看待船山的，他认为船山以扶持名教为思想核心，其学能补清代正统朱子学之疏漏，应该从祀孔庙。这显然是出于官方的思想立场而言，和曾国藩一样，其对于船山之学的评判也完全出于政治意识形态上的考虑。而这也可以代表晚清正统士大夫阶层对于船山思想的基本态度。　　二、清末维新派与革命派对船山在政治上的拿来主义　　在另一方面，倡导变法改革的清末维新派，却把船山的思想当做改革封建专制的思想武器。谭嗣同云：　　窃疑今人所谓道，不依于器，特遁于空虚而已矣。故衡阳王子有道不离器之说，曰：无其器则无其道，无弓矢则无射之道，无车马则无御之道，洪荒无揖让之道，唐虞无吊伐之道，汉唐无今日之道，则今日无他年之道者多矣。又曰：道之可有而且无者多矣，故无其器则无其道。诚然之言也。信如此言，则道必依于器而后有实用，果非空漠无物之中有所谓道矣。今天下亦一器也。所以驭是器之道安在哉？今日所行之法，三代之法耶？周孔之法耶？抑亦暴秦所变之弊法，又经二千年之丧乱，为夷狄盗贼所羼杂者耳。于此犹自命为夏，诋人为禽，亦真不能自反者矣。故变法者，器既变矣，道之且无者不能终无，道之可有者自须亟有也。（谭嗣同：《兴算议middot上欧阳中鹄书（节录）》） [5]　　又云：　　三代以上，人与天亲。自君权日盛，民权日衰，遂乃绝地天通，惟天子始得祀天，天下人望天子俨然一天，而天子亦遂挟一天以制天下。天下俱卑，天子孤立，当时之强侯因起而持其柄，然民之受制则仍如故也。孔子忧之，于是乎作《春秋》。春秋称天而治者也，故自天子、诸侯，皆施其褒贬，而自立为素王。《春秋》授之公羊，故公羊多微言。其于尹氏卒云：讥世卿也。卿且不可世，又况于君乎？诸如此类，兴民权之说，不一而足。持此识以论古，则唐、虞以后无可观之政，三代以下无可读之书。更以论国初三大儒，惟船山先生纯是兴民权之微旨，（谭嗣同：《书简middot上欧阳中鹄十（节录）》） [6]　　从谭嗣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