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木兰故事与中国形象的论文 木兰故事与中国形象的论文 （a） 　　纵观当代，日益拓展的文化交流在不断消除西方人对东方世界的偏见，修正他们对中国文化的认识。有论者指出：“在对中国人的文化身份的表述上，过去，美国传媒往往将其片面地解读为女性的或粗野的异国文化，但是从中美两国的当代影视和畅销小说中的主人公形象来看，随着近年来东亚和中国经济的崛起，他们对中国人形象的大众表述和解读有所变化，中国人的文化身份正逐渐显示出新的一面。”并特别举出被美国影视业以大制作动画巨片形式推出的《花木兰》为证据：“不可否认，近年来美国大众文化对中国民族文化身份的表述，尤其是对中国女性的描写都体现出重新建构的趋势，中国文化传统中的一些积极面被呈现在世人面前。在这一过程中，中国古代传说中的女英雄花木兰在美国电视连续片和迪斯尼乐园成了一个充满阳刚之气的新的中国女性形象。在原创动画大片《木兰》中，美国观众看到的是一个武艺高强、诚实的女英雄，在与外敌的斗争中，木兰的形象再现了中国文化传统中具有的不畏强敌、敢于战斗的民族精神。在美国迪斯尼乐园里，大量身着中国古代服饰的木兰玩偶和美国著名的芭比娃娃同列纪念品柜台，每周下午都要举行木兰花车游行，当浩浩荡荡的游行队伍由中国鼓引导前进时，当木兰的形象和被擒的单于形象出现时，大批的美国游客见到的不再是那种裹着小脚的病态女性形象，而是深刻感受到《木兰诗》中表达的‘将军百战死，壮士十年归的英雄气概。”诸如此类表明，在西方人对中国人文化身份的再阐述中，“中国人形象的女性化特征逐渐得到改变”，“以柔弱女性为象征的中国文化特点正在被解构”。[1] 　　女扮男装、上阵杀敌的木兰姑娘体现了我们民族的英雄主义精神，这是谁也不怀疑的。百年回眸，西方人对此东方故事的确多有兴趣，据有关介绍，1923年a·waley的《中国诗赋选》便译有《木兰诗》，1972年又有j·l·faueot的博士论文《明代戏剧家徐渭〈四声猿〉》，1975年w·hung所编论文集《亚洲研究》也收有l·g·thompson撰写的《〈木兰诗〉结句》，等等[2](p154，254)。又据报道，前不久有大型情景交响音乐《木兰诗篇》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上演，中国著名歌唱家彭丽媛与德国著名男高音米歇尔·奥斯汀以及来自德国的勃兰登堡交响乐团合作，共同演绎了一段中西合璧的花木兰代父从军的故事[3]。但是，上述影片中这个“充满阳刚之气”的木兰，是否就是东方题材经过西方演绎后诞生的“新的中国女性形象”呢？或者说，古代东方传说中的木兰姑娘，是跨海越洋来到异邦的迪斯尼乐园之后才摇身一变“成了一个充满阳刚之气的新的中国女性形象”吗？在此动画片中，大洋彼岸高鼻子蓝眼睛的异邦编导对这个黑头发黑眼睛黄皮肤的中国女子的“重新建构”，难道仅仅是塑造了一个“充满阳刚之气”的女子或者说“雄化女性”么？此外，西方人将中国人的文化身份“解读为女性的”，究竟是不是仅仅属于老外的发明？还有，说中国文化具有女性气质，是否就等于说中国文化是“以柔弱女性为象征”，二者是不是可以全然等同的命题？诸如此类，我认为有再作讨论的必要。下面，试分三个层面谈谈。 （b） 　　熟悉中华文学史的读者都知道，从华土产生的“替父从军”的木兰题材，由于其女扮男装的不平常性别叙事，天生是跟“女性自强”、“男女平等”之类话题相联系的，是跟英雄主义、爱国主义的宏大主题相联系的。将其塑造成“充满阳刚之气”的巾帼英雄形象，原本就是古代东方木兰故事、木兰文化的题中固有之义，未必是当代西方老外们的“重新建构”。 　　看看北朝民歌《木兰辞》自诞生以来在华夏民间、在中国文学史上的流播，即可一目了然。以明杂剧《四声猿》为例，该剧作为徐渭也是他那个时代进步文艺的代表作，系由《狂鼓史渔阳三弄》、《玉禅师翠乡一梦》、《雌木兰替父从军》和《女状元辞凰得凤》四出短剧组成。后二戏皆借“女扮男装”为题材，或写北朝女杰花木兰戎装保国的英姿，或写五代才女黄崇嘏领袖文苑的风采，如前人所评：“真武堪陷阵，雌英雄将；文可华国，女状元郎。”（西陵澂道人[沁园春]《读四声猿》）一文一武，相映生辉，突出了一个共同的主题，这就是《女状元》中所概括的：“世间好事属何人，不在男儿在女子。”《雌木兰》以豪达意气描写妙龄女子花木兰女扮男装、替父从军、为国立功的传奇故事，塑造出一个敢于不无自豪地宣称“我杀贼把王擒，是女将男换，这功劳得将来不费星儿汗”的巾帼英雄形象，并通过礼赞这位奇女子的英雄气慨和爱国情怀巧妙地发出了替“第二性”张目的精神呐喊。在中国历史上，每处国难当头民族危亡之时，“木兰”情结总是以其积极的精神张力激励着时代，警醒着世人，耀现出动魄惊心的光辉。1939年2月。由华成影业公司出品的影片《木兰从军》（欧阳予倩编剧，卜万苍导演，陈云裳主演）在“孤岛”上海热映，就跟当时抗战背景下观众爱国心高涨有密切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