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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体论为何是诠释学？的论文 本体论为何是诠释学？的论文 现代中文的哲学术语（其中相当一部分出自日本人之手）中，本体论被用来译ontologie或ontology；而ontologie的本义是关于存在（eon，sein，being）的理论。所以这个词可以被译为存在论、本体论、有论、是论，等等，就看我们如何译eon、sein或being了。另一个要点则是，eon这个词是古希腊文中系动词eimi的动名词的中性形式，因而存在或本体的问题与这种拼音文字的系词现象、也就是使用是的判断句这样的语言现象密切相关。 对于搞哲学的人来讲，特别是深受西方古典哲学影响的人来讲，“存在”似乎天然就应是最关键的一个哲学术语。其理由是：它执行着最普遍的（一切东西都是存在者，都含有着存在）、最高级的（高出存在者，无可理喻）的理智功能；没有存在，就一切都不存在，也就是一片黑暗，毫无意义；等等。于是，存在与思维的关系、存在的种类和性质、存在可不可以被认识、如何认识存在就成了哲学的最重要的问题。然而，我相信，对于那些与利马窦（m.ricci,1552-1610）交往的明末清初的士大夫而言，对于清末初读洋玄学、洋理学的中国知识分子来讲，being或存在的问题必是个怪诞的问题，追究它似乎是在做一种叠床架屋的费力游戏。讲花红柳绿，语意已足，却偏要说个花是红的；柳是绿的。历史上讲天道、仁义、阴阳、自性、有无、理气不就是精微之学吗？何必非要围着存在作文章？ 从今人的角度看，这种反应并不是思想落后或缺少概念思维能力的表现，而是一种天－真（天然含有某种真理）的反应。w存在以及它所依凭的语言现象确实是属于某个历史阶段和某种特殊语境的，绝没有涵盖全部人类的纯思维的普遍性。它是一种行话，而那些还没有受它摆布的人们有理由、并且应该对它感到奇怪。由这种惊奇开始，可以出现进一步的不同反应，其中的一种就是去弄清存在的原义。即便做为一个西方人，海德格尔也还没有失去这种惊奇感。他对于存在或本体的原本含义的追究导致了一种揭示存在语境的诠释学（hermeneutik），或本体（存在）论意义上的诠释学。反过来说也是对的，即这种追究导致了诠释学意义上的本体（存在）论。 一般说来，诠释学指教人正确地理解和解释他人的话语、特别是文字话语（文本）的技艺。它在历史上特别指神学中对《圣经》的解释方法，在近现代则扩充到对文学文本及其他文本（比如法律文本）的解释。主要由于海德格尔的工作，诠释学获得“哲学”的或纯思想的含义，与现象学和存在问题贯通了起来，并且赋予解释（hermeneuein,auslegung,interpretation）和文本以更深广的意义。 然而，这样一种内在的关联，即存在与诠释（hermeneus）的内在关联初看上去是费解的，特别对于那些已习惯于存在的观念意义或实体（ousia,substance）意义的人，很难将这种终极的（对于传统形而上学而言就意味着超时空的）实在与诠释，即一种传递和解释语言信息的活动和技艺联系起来。存在与思维的关系已经够困难的了，而存在与语言诠释之间更似乎是风马牛不相及。但这里恰恰蕴藏着理解海德格尔思想、在某种程度上也是理解其后的欧陆哲学发展的枢机；扩而言之，它与后形而上学时代的中西哲学对话也密切相关。因此，本文就将讨论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存在（本体）与诠释（语言的理解和解释）内在相关？说得更明白一些就是：为什么原本的存在就是原发的诠释，而原发的诠释也就是原本的存在？ 一、古希腊时代存在问题的语言背景 到毕达哥拉斯（pythagoras），希腊哲学的面貌为之一变。尽管我并不认为毕之前的伊奥尼亚的（ionian）哲学思想能被所谓质料因解释，也不能由那个意义上的自然哲学一语概括，但毕达哥拉斯以数为本原的看法较之其前人而言确实是独特的，极深刻地影响了西方哲学后来的发展。除了其它影响之外，这种学说让当时的人们看到了这样一种新的可能，即形式符号的含义及其关系，其实也就是一种特殊的约定（nomos）语言和技艺，居然可以表达或说出（logos）似乎更确定和精巧的对立与和谐，以及由它们体现出的本原。 克塞诺芬尼（xenophanes）对于神人同形同性论（anthropomorphism）的批判与其说是出自伦理理性的立场，不如说是出自对于神这个词的的确定含义（定义）以及与之有关的一整套普遍化语言的要求。他已开始为自己的观点进行论辩。如果我们仔细地读他关于神不是发生出来的等论证，，就会清楚地感到他是力求利用语言本身的含义（同类、不同类、产生）来进行某种演算，尽管不再用数字的语言了。克塞诺芬尼的学生巴门尼德（parmenides）也同样受到毕达哥拉斯的影响，当然也认识到用那时的数学语言来直接解释人生与世界是牵强的。他要寻找的是一种有自然语言根基的，但又能进行必然的数学推算的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