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维明关于“文化中国”的运思的论文.docVIP

杜维明关于“文化中国”的运思的论文 杜维明关于“文化中国”的运思的论文 【内容摘要】自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始，杜维明对“文化中国”的论题展开了运思，提出并阐释了诸如“三个意义世界”、“公众知识分子与公民社会”以及“文化中国与儒家传统”等命题。杜维明关于“文化中国”的运思有其显而易见的历史感和较为实际的理论蕴涵，不仅显现了当代新儒家“返本开新”的理念，也为21世纪中国社会的发展和中国文化的走向从当代新儒家角度提供了一家之言。尽管杜维明对“文化中国”的论证富有创意，但对该问题的阐释仍有广阔的思考空间，它为我们进一步研究当代新儒家在新世纪的文化诉求提供了样本。 【关键词】文化中国 三个意义世界 公共知识分子　公民社会　文化的现代转换 “文化中国”在哈佛大学教授杜维明的新儒学思想中占有一定位置，①也是他近年来特别关注的课题。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他关注于儒学的创造性转化，谋求儒学的第三期发展，其中，便贯穿着“文化中国”的理念。然而，在国内对当代新儒家的研究中，这一命题也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有鉴于此，本文拟对杜维明“文化中国”的概念进行梳理和分析，从中不仅可以管窥到第三代新儒家对当代中国文化的走向与构建的深度关切和深切期待，对于21世纪中国社会的现代化进程和中国文化在全球化进程中的位置也不无启发价值。 一、“文化中国”与中国文化 据杜维明介绍，有关“文化中国”的提法可能是在1987年，当时三联书店的董秀玉女士和中国大陆、台湾和香港地区的学者都希望同时在北京、香港和台北出版一个知识性比较强、文化意义深刻的刊物，而经过大家的共同协商，这个刊物就取名《文化中国》。w虽说这个刊物后来由于种种原因而搁浅，当初拟办《文化中国》的学人后来又成了由香港中文大学新办的另一个刊物的编委和顾问。与此同时，美国天普大学的教授傅伟勋也非常关注“文化中国”的提法，曾把当时的一个学术论文集命名为《文化中国和中国文化》，并对此提出了很多有益的观点。这些，可以说是“文化中国”命题的滥觞。 1990年夏天，杜维明到美国夏威夷东西中心（east-west center）任文化与传播研究所所长，主持了“文化中国”与“文明对话”两个研究项目，从而得以集中探讨“文化中国”这一课题，并注重历史回顾和社会现实的比较研究。在主持东西中心文化与传播研究所期间，他于1990年10月24日在夏威夷东西文化中心主办的“做中国人的意义”（the meaning of being chinese）的国际学术会议中正式提出“文化中国”的英文表述；又于1991年春，发表英文著作cultural china (《文化中国》)，在英语世界造成了回应；同年2月，在夏威夷的国际学术会议上，第一次用中文进行了有关“文化中国”的学术讨论会，此后两年内又分别在夏威夷、哈佛和普林斯顿三地举行了四次“文化中国”的座谈会。自此，“文化中国”这一话语便从英文世界扩展到中文世界，影响范围越来越大，日渐成为学术界关注的新话题。 显然，在“文化中国”概念或命题的推广和这一研究领域的拓展上，杜维明起到了重要作用。“文化中国”的论述可散见于杜维明发表的一系列专著和学术访谈中，他念念不忘“文化中国”，“文化中国”成为近年来杜维明学术演讲中使用频率较高的语汇，故也成为其学术思想中的重要一环。尽管他从不同视野和角度用以不同方式表述了对“文化中国”的理解，但透过字里行间我们仍然可看到融于笔端的“一贯之道”。总括起来，杜维明“文化中国”的命题可以用他提出来的“三个意义世界”解析。 第一意义世界（或象征世界），表述了“文化中国”最基本的内涵，按照杜维明自己的表述，这是由广义上的汉人所组成的社会，即西方所谓的greater china，它涵盖中国大陆、台湾、港澳和新加坡地区，当然也包括这些地区的少数民族。广义上的“文化中国”不只是一个政治文化的概念，也是一个精神意义世界的概念，换言之，广义的“文化中国”就是地球上以中国人为主体组成的社会，或普适意义的“由华人做主体并运作的社会”。 第二个意义世界是指中国本土和港、台、新以外的、散布并侨居于世界各地的由华人所组成的包括东亚、东南亚、南亚、太平洋地带乃至北美、欧洲、拉美、非洲等世界各地的“华人社会”。这些华人估计约有三千六百万，通常称之为“华侨”。当然，“greater china”对于这些散布于世界各地的华人，仍有巨大的吸引力。然而，近年来，他们渐有自视为属于中国“离散族裔”（diaspora）（即游子的心态）的倾向。 第三意义世界是指和中国既无血缘又未必有婚姻关系，但和中国文化结了不解之缘的世界各阶层人士，包括学术界、媒体、企业、宗教、政府、民间机构以及与日俱增的国际友人，例如学者、教师、新闻杂志从业者、工业家、贸易家、企业家和作家，乃至一般读者和听众。他们致力于中国文化的学习和研究，力求从思想上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