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束星北曾是爱因斯坦研究助手的论证的论文 束星北曾是爱因斯坦研究助手的论证的论文 摘要: 束星北(1907-1983)教授为我国著名的理论物理学家，在上世纪30-50年代期间，他对相对论和统一场论作出过创造性的重要贡献。在1927-1928年中，他曾是爱因斯坦的研究助手之事，近年来有人对此提出了质疑。本文依据文献资料，特别是对束星北于1943年给爱因斯坦的信作了详细的分析，全面地论证了研究助手之事的确实性。 关键词： 爱因斯坦，束星北，王淦昌，许良英 2005年是国际物理年，这是2004年联合国第58届大会决定的；用如此的方式以一门学科命名世界年，在联合国历史中还是第一次。这是为了纪念爱因斯坦1905年发表划时代的学术论文的100周年和纪念爱因斯坦逝世50周年。 对于中国人，当然很想知道与爱因斯坦直接有关的人和事。例如，周培源于1936年至1937年在美国普林斯顿高级研究院参加过爱因斯坦主持的相对论讨论班，广泛传为佳话[1－3]。但是，对于束星北于1927年至1928年曾是爱因斯坦研究助手的事，知者并不多，个别人还坚决认为这是根本不可能的。对此，本文作一专门的探讨与论证。 1 束星北的自述 1979年3月9日，束星北在《光明日报》发表了‘在爱因斯坦身边工作的日子里’，文中叙述1927年束星北去见爱因斯坦的事。束回忆说[4－5]： “在谈完学术问题后，我就向爱因斯坦提出了自己的要求，在他这里学习。爱因斯坦表示，这里也没有什么好学的，但他还是热情地帮我弄到了一个研究助手的职务，每月一百二十马克的薪水，由柏林大学发给。就这样，我开始了在爱因斯坦研究室的工作。 在这以后的时间里，我主要是继续研究我感兴趣的问题，向爱因斯坦请教。当时，我对四维时空有一些不切实际的幻想。就这个问题，我同爱因斯坦讨论了几次。每一次他都进行耐心而详细的解释。爱因斯坦叫我确认，因果律不能颠倒，时间不能倒回去，将来不能影响到现在。” 束的此文是怎样发表的呢？ 1979年3月14日是爱因斯坦诞生一百周年纪念日，在我国酝釀纪念活动中，时任《光明日报》科学副刊组长的金涛，获知束星北曾是爱因斯坦研究助手的信息，即嘱该报记者宫苏艺去找束星北，向他约稿。 为此，宫从北京来到束当时工作所在地青岛李村，于1979年2月22日和23日访问束二次。当时是束已为国家海洋局第一海洋研究所所长曾荣盛情邀到该所从事海洋动力学研究的第二年，束正带着氧气袋和肾上腺素气雾剂为‘动力海洋学进修班’讲多门培训课，工作十分繁忙。 宫向束说明来意后，束即确认曾是爱因斯坦的研究助手，并告知宫这不是正式的研究助手，而是临时的研究助手。当宫向束约稿时，束说：太忙，没有时间写。宫表示可按束的口述内容，由其起草，再由束修改后定稿。束文即由此而来。 由此可知：束文完全不是束主动要写的，而是宫发挥记者的敏感性、积极性和责任心而促成的。 2 针锋相对的意见 束文发表后的7年内，对于他曾是爱因斯坦研究助手之事，未见任何异议。在诸多肯定意见中，包含许良英为祝贺王淦昌80寿辰所写一文的内容[6]。 但是，这种肯定认识到了1992年年底发生了重大的变化。源于束的家乡江苏邗江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为纪念束逝世10周年，拟出版《物理学家束星北——纪念束星北先生逝世十周年》一书，计划将上述束文转载于书中。许良英得悉此事后，特于1992年12月26日给编者写信说：“此文漏洞很多，根本不可信”，“那篇文章是记者凭一点零星消息，加以捕风捉影臆造出来的”；并说：“建议你们编的纪念文集不要收进。如果一定要收，请把我这封信也附上，以供后人研究参考。”[7] 对于许良英信中的观点，李寿楠立即写出了答辩的信，认为束曾是爱因斯坦研究助手之事，“是不能轻易否定的”，并说“在科学上要否定一件事，一般要比肯定一件事要难得多，因为这需要把各种可能性都排除。”[8]许信与李信都载于[5]中。因该书不是出版社的正式出版物，许与李对立的观点，并未广泛流传。 3 必威体育精装版的二本书 2005年1月，作家出版社出版了刘海军的《束星北的档案——一个天才物理学家的命运》一书[9]。作者用了十几年的时间，调查与研究束的一生，以特殊的文学体裁，用52万字写了束星北悲壮的一生。刘必然是知道束文的。按理，刘应对束曾为爱因斯坦研究助手之事有所描述，以显示束非同寻常的才华和这一段光彩的经历，但刘没有这样做。 此外，胡大年（danian hu）用英文写了《中国和爱因斯坦（china and albert einsteinthe reception of the physicist and his theory in china 1917-1997）》一书[10]，2005年年初由哈佛大学出版社出版。胡用了4页多的篇幅全面地论述了束在相对论和统一场论的研究和所发表的论文，这些内容有参考价值。胡也必是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