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本思想的近代性转换——试论泰州学派的平民意识及其启蒙意蕴的论文.docVIP

民本思想的近代性转换——试论泰州学派的平民意识及其启蒙意蕴的论文 民本思想的近代性转换——试论泰州学派的平民意识及其启蒙意蕴的论文 摘要：泰州学派的平民意识渊源于先儒的民本思想，时代发展又为其萌发奠定了现实基础。王阳明的良知与致良知说是其现实化的逻辑前提，王艮的“百姓日用即道”启动了平民意识伦理现实化的进程，何心隐、李贽则将平民意识推广到社会生活各层面，从而基本完成了具有启蒙意义的近代性平民意识的构建。关键词：民本思想　　平民意识　　泰州学派　　启蒙 泰州学派在其演变过程中，其影响及于明清之际的启蒙思潮的重要因素，是其中所萌发的近代性的平民意识。平民意识在泰州学派那里最鲜明的表达，便是王艮所提出的“百姓日用即道”的命题。他说：“圣人之道，无异于百姓日用，凡有异者，皆是异端。”（《语录》，《王心斋先生遗集》卷一）所谓“百姓日用”，即指平民大众的日常生活。以平民大众的日常生活为最高道德本体，空前地突出了其在社会系统中的地位、价值，明确了平民生活做为一种本体存在的现实合理性，从而成为先儒的民本思想向近代性平民意识转换的标志。 一、民本思想：平民意识之理论渊源 作为王门后学，王艮之说直接衍自王阳明的“与愚夫愚妇同的，便是同德；与愚夫愚妇异的，便是异端”（《传习录下》）。但追本溯源，它与先儒的民本思想在精神上则是基本相通的。 先儒的民本思想发端于孔子。ww孔子出于维护贵族统治秩序的需要，对平民的心态较为复杂。一方面，他严格区别贵族与平民，认为“中人以下，不可以语上也”（《论语·雍也》）；但是涉及到现实政治的评价与理想社会的设计时，孔子却处处表现出以平民利益为标准的倾向。当有人问他管仲是否节俭时，他回答说“管氏有三归，官事不摄，焉得俭？”（《论语·八佾》）这是批评管仲收取重租与官不兼差给平民造成了沉重负担。但对于管仲的卓著政绩以及与民造福，孔子则给以最高评价：“桓公九合诸侯，，不以兵车，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论语·宪问》）“管仲相桓公，霸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赐。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同上）对于他所推崇的周礼，孔子也因其中含有“使民战栗”的因素而深感遗憾：“哀公问社于宰我。宰我对曰：‘夏后氏以松，殷人以柏，周人以栗，曰使民战栗。’子闻之曰：‘成事不说，遂事不谏，既往不咎。’”（《论语·八佾》）在孔子看来，即使是尧舜也没有做到普遍地造福于民：“修己以安百姓，尧舜其犹病诸”（《论语·宪问》），“博施于民而能济众，……尧舜其犹病诸”（《论语·雍也》）。由上可见，在孔子对现实政治的评价和理想社会的设计中，平民利益确实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 孔子以平民利益为取舍，但对于如何实现与保障平民利益，则没有提出现实的标准。孟子则为实现与保障平民利益设计了一个严格的现实政治标准，即王霸之分。在孟子看来，王道即是同情平民的仁政，霸道则是以力服人的暴政。他说：“乐民之乐者，民亦乐其乐；忧民之忧者，民亦忧其忧。乐以天下，忧以天下，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孟子·梁惠王下》）“以力假仁者霸，……以德行仁者王。”（《孟子·公孙丑上》）孟子以此为标准对时政进行了激烈的批评。如“庖有肥肉，厩有肥马，民有饥色，野有饿莩，此率兽而食人也”（《孟子·梁惠王上》）、“争地以战，杀人盈野；争城以战，杀人盈城；此所谓率土地而食人肉，罪不容于死”（《孟子·离娄上》）等等，无不表现了对平民命运的关切和对杀戮平民者的痛恨。从平民出发，孟子认为民众是国家、诸侯、天子存亡或变更的最根本的因素，因此民众的地位和作用比君主更为重要。他说：“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孟子·尽心下》）既然民众比君主、政权更为重要，所以“得乎丘民而为天子，得乎天子而为诸侯，得乎诸侯而为天下”（同上）。得天下之要在于得民，得民之要在于得民心。孟子说：“桀纣之失天下也，失其民也；失其民，失其心也。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民矣；得其心有道：所欲与之聚之，所恶勿施尔也。”（《孟子·离娄上》）在孔子那里，民本思想还基本上体现在利益层次上的体恤，而孟子“得民心”之说，则显然已经提出了要尊重民众意识的要求。孟子还从“民贵君轻”的理论中引申出君臣关系相对性的观点。他说：“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之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之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草芥，则臣之视君如寇仇。”（《孟子·离娄下》）这是说君臣关系并不是绝对服从的关系，君主若要臣下尽忠，则要敬重和爱护臣下，反之臣下也可以轻视君主。孟子还肯定了臣下与民众反抗暴君的权力。当齐宣王问孟子：难道周武王作为臣子就可以杀了他的君主商纣王吗？孟子回答说：“贼仁者谓之贼，贼义者谓之残，残贼之人谓之一夫。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也。”（《孟子·梁惠王下》）“弑”是指臣下杀君主或子女杀父母，“诛”则指讨伐罪犯。孟子认为商纣王践踏仁爱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