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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赋研究基本课题的回顾与前瞻的论文 汉赋研究基本课题的回顾与前瞻的论文 内容提要：汉赋研究有十个基本课题，本文对它们的研究历史和现代进展状况逐一进行分析与评介，并提出个人观点。近年的汉赋研究呈现出求深、求细、求新的特色，龚克昌师《全汉赋评注》、费振刚等《全汉赋校注》的出版也使新世纪的汉赋研究呈现出良好的发展势头，但仍有大量艰巨的工作等待着我们去完成。 　　关键词：汉赋研究；基本课题；评介；展望 　　汉赋研究始于汉代，迄今已有两千多年的历史。其间产生了许多值得称道的研究成果，但人们对于汉赋的争论却一刻也没有停止过，一直延续到今天。本文拟将古往今来的汉赋研究概括为十个方面的基本问题，介绍其研究历史及现代进展情况，间出己意，以供进一步研究之参考。 一、赋（汉赋）的文体性质及范围 　　所谓汉赋，当然是指产生于汉代的赋体文学作品。那么，究竟什么是赋？赋与其它文体有什么区别和联系？这是治汉赋者首先遇到的问题，但也是非常棘手的问题。关于赋的文体性质，主要有以下四说：1、东汉班固《两都赋序》曰：“或曰：赋者，古诗之流也。”可见在班固之前，就有人把赋归入诗类。简宗梧先生《汉赋史论》仍认为赋“是诗的别枝”，“诗的延续”，“诗的扩大”，“散文化的诗”，“叙事描写的诗”[1]。迟文浚等《历代赋辞典》亦云赋“具有诗的主要的和基本的性质”，是“诗的一种”，是“中国诗史上不容忽视的一章”[2]。2、《汉书·艺文志·诗赋略》曰：“传曰：不歌而诵谓之赋。”认为诗赋有别，诗可合乐歌唱，赋则不歌而诵。3、东汉刘熙《释名·释书契》云：“赋者，敷布其义谓之赋。”南朝梁刘勰《文心雕龙·诠赋》又云：“赋者铺也，铺采摛文，体物写志也。”认为赋是一种以铺陈为主要特色的文体。4、清代以来的学者从文体学的角度对赋义作了较为准确的界说。清人王之绩《铁立文起》卷九云：“赋之为物，非诗非文，体格大异。”郭绍虞先生《汉赋之史的研究序》云：“赋之为体，非诗非文，亦诗亦文”，“无论从形式或性质方面视之，它总是文学中的两栖类”[3]。今人王力、褚斌杰、高光复、曹道衡等先生均持此说，以为赋是一种“介于诗和散文之间”的新文体，是“我国古代所特有的一种文学现象”[4]。以上诸说皆有所据，而后两说则已为学术界广泛接受。 　　关于赋（汉赋）文体的范围，主要涉及与辞、颂、七、难等文体的关系。汉人辞、赋不分，司马迁、班固就称屈原作品为赋，这种称法一直延续到今天，如汤炳正先生著有《屈赋新探》（1984），姜亮夫先生著有《屈原赋今译》（1987），等等。其实，西汉刘向就已经意识到辞与赋的不同，他编辑《楚辞》时并未收录汉代的赋体文学作品。刘勰《文心雕龙》更将“诠赋”与“辨骚”并列，表现出明晰的文体观念。今人费振刚先生《辞与赋》则指出了辞与赋的根本区别，即：楚辞（包括汉人的仿作）的抒情主人公都是屈原，或是为屈原鸣不平，借以抒发个人块垒；而赋（汉赋）的主人公则是作者自己，尽管借鉴楚辞手法，但已摆脱了代屈原立言的模式[5]。 　　汉人还常将赋、颂相混，王褒《洞箫赋》又名《洞箫颂》。刘勰《文心雕龙·颂赞》云：“颂惟典雅，辞必清铄，敷写似赋，而不入华侈之区。”有意将赋、颂区分。今人仍有争议，或以为赋颂相通（骆玉明），或视为两种文体（徐宗文）。其实颂是一种承继《诗经》中的颂诗、专事颂美的文体，它在表现内容、艺术风格、产生时间与表演方式上都与赋不同[6]。 　　还有数种历来有争议的文体，是七、答难、连珠诸体。《文选》于“赋”外单列“七”体，前人已驳其琐细；而《汉书·艺文志》所载“枚乘赋九篇”，恐怕就包括《七发》在内。清人刘熙载称《七发》为赋，当为不诬。答难体始于东方朔的《答客难》，《文选》单列为一体，其实也属赋类。原因在于它们与七体一样，都以问答组织成篇，以铺陈夸饰为主要特征，行文韵散结合，并寓有讽谏或批判之意，与赋没有什么本质区别。至于连珠体，有文字游戏的成份，性质近于诗歌，故不应该纳入赋域。而箴、铭、诔、吊文等应用文体，虽与赋有某种近似之处，一般也不视为赋体。 　　汉赋产生于两汉时期，即从刘邦建立西汉（前206年）直至汉献帝退位（220年）的426年之间。但在学术研究中，人们对汉献帝建安时期的赋却采用了不同的处理方式。有的学者归入汉代，有的学者归入三国。费振刚等先生辑校的《全汉赋》[7]，即包含了建安七子的作品；而龚克昌先生编注的《全汉赋评注》[8]，却以祢衡《鹦鹉赋》收尾，没有收王粲等人的赋作。这是两种最具代表性的意见。也有学者采取两存的方法，如北京大学中国古典文学教研室编写的《两汉文学史参考资料》辞赋部分以王粲《登楼赋》收尾，而《魏晋南北朝文学史参考资料》也选有此赋。当然，建安七子的文学作品既是汉代文学的终结，又是六朝文学的先声，所以才产生了以上两属的情况。但从学术史上看，以之归入魏代的做法占了上风。事实上，建安是汉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