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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传统道德对现代中国社会道德困境的影响与超越的论文 浅析传统道德对现代中国社会道德困境的影响与超越的论文 [论文关键词〕传统道德　道德困境　批判　超越　价值整合 〔论文摘要」传统伦理道德体系中价值导向一元化的绝对化、精英化倾向，“泛道德主义”的文化弥漫以及道德的政治工具化特征是现代中国社会面临的道德困境的内在根源，但另一方面，挖掘传统道德思想中所蕴涵的智慧探索品质也是中国社会走出现代性道德困境的必由之途。 20世纪是人类对社会道德现状产生了普遍优虑的一个世纪，在西方，这一道德伦理优思是17,18世纪启蒙运动的人道主义道德热情受到空前打击之后的自然跌落，同时，两次世界大战的烈火、长达40年的东西方冷战、由环境、能源、人口问题以及高科技所带来的新的伦理道德问题，如物质主义的泛滥，人与人之间的冷漠、疏离，在价值追求过程中人的工具化、异化等，则更加深了这一道德优思。在20世纪的中国，我们不仅承受着人类这些共同的道德问题，同时，还面临着我们民族在现代化和后现代化的冲击下自身民族文化的传承与更新问题，面对着转型时期社会道德文化的剧烈变迁问题，社会伦理的失范、道德的蹂埔、道德控制机制的弱化等现象使现代中国人在失落了传统的意义支撑的同时，走向了深刻的精神困惑与选择的迷茫。在新的世纪，尽管表面看来人们对道德问题似乎表现出了一定程度的淡然与漠视，但显然关于道德伦理问题的忧思远未停止，而随着我们对民族文化自身内蕴与命运的关注加深，可以看到，要走出现代中国社会的道德困境，我们在开放胸襟、了解西方、建设现代道德文明的基础上，还必须直面传统道德伦理，在反思与批判的同时寻求超越的可能之途。 文化的世界里文化悖论无所不在，中国传统道德亦然。因此，尽管传统道德曾经为传统中国人提供了一整套有机的意义系统，可它也不可避免地有着其自身所难以克服的缺陷，由此，在现代社会剧烈转型之际，它为现代中国人所面临的道德困境预设了诸多的理论与现实的规约。 1.传统社会价值导向的一元绝对化倾向暗含了现代社会价值评价失范的可能。回眸传统，在中国传统价值体系的目标设定中，向来有一明一暗两条线，即社会所倡导的价值追求与普通百姓在现实生活中实际遵奉的价值准则各异其趣。具体而言，它是指传统社会的价值导向具一元化、绝对化与精英化的特征，它与普通民众实际价值选择的多元化、相对化与世俗化之间始终有着难以协调的矛盾。 其实，千年来，尤其是在宋明、两汉以前，中国古代的思想家对何为幸福、何为人生终极的价值追求始终有着不同的理解，如道家崇尚自然、墨家崇尚功利、佛教直指涅磐寂静……它们与儒家对道义价值的祟尚相领顽而存在，构成了传统道德体系丰富的思想资源。但是，在政教合一的文化体制下，在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结构和宗法专制型的社会结构下，儒家所倡导的“重义轻利”，即重公义轻私利，始终是中国传统社会主导的价值目标追求。不可否认，义利之辨、公私之别对中国传统社会超稳定文化结构的形成及传统中国人人生观、心态的整合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因此，传统中国人大多都能相信“钱财如粪土，仁义值千金”，也能固守一份淡然，“闹里有钱，静处安身”。 然而，人类社会历史实践证明:对道义追求的倡扬无法替代也不应膺越人们对世俗快乐与物质利益的执着向往，因为个体利益是人类生存的首要驱动力，只要它是合理的就是正当的，没有每个个体人格的完善发展，也就很难有社会道德的理性成长而高尚则更是人类不断趋于完善的境界追求，它并非人人可及也没有理由要求人人必及。当传统价值目标的一元价值导向走向绝对化与精英化，当传统道德将社会道德价值体系中“最低的正当合理的道德要求”与“最高的趋于完善的道德要求”等量齐观，以后者取代前者时，普通民众面对价值选择时，也就有了双重的价值标准。与此同时，人情冷暖、世态炎凉、理想与现实的强烈反差更使人们陷人了深重的困惑与无奈:“贫居闹市无人问，富在深山有远亲”，“有钱道真语，无钱语不真不信且看杯中酒，杯杯先敬有钱人”。 这样，在现代社会，当未经自觉选择的西方文化的利益观念、个体观念伴随着市场经济的大潮汹涌而来时，由于旧有的价值导向已渐趋丧失其权威性，同时现实社会中的种种制度安排又客观上使得遵从道德的行为成本过高，违反道德的行为付出的代价太小，于是，双重的价值评价标准不可避免地预示了现代社会价值评价的失范，加大了人们不遵从道德的可能性，带来了伦理秩序的失序。 2.传统社会“泛道德主义”的文化弥漫内涵了现代社会“道德虚无主义”泛滥的可能性。中国自古就是一个德治的国家，拥有一整套道德教育与道德治化的体系，强调以德待人、以德服人、以德治人并“以德配天”，传统儒家赋予了道德以本体的绝对的意义，因此，传统文化具强烈的“泛道德主义”倾向。不可否认，这种道德治化的文化氛围对传统中国人温柔敦厚、厚德载物的民族品格的形成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但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