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牟宗三论中国现代哲学界的论文.docV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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牟宗三论中国现代哲学界的论文 牟宗三论中国现代哲学界的论文 对近代以来的中国哲学进行哲学地反思,是牟宗三哲学地反思中国哲学的继续,这步工作的完成,对中国哲学的哲学地反思才臻完善,这也是哲学地建立中国哲学的一步必要的工作。牟宗三认为中国哲学发展到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已随明亡而俱亡,所以中国近代以来的哲学只能从民国开始讲起。牟宗三把近代以来的中国哲学的演变脉络分为三个阶段[1]: 从民国初年到抗日战争(1911~1937)为第一阶段,从抗日战争到中国共产党控制大陆(1937~1949)为第二阶段,从“国民政府”迁台后逐步走向现代化(1949~1985左右)为第三阶段。他分别从中国大学哲学系与哲学家来省察这三阶段的哲学。一牟宗三在晚年,回顾与评论了中国大学的哲学系。依他看来,自民国以来,中国的大学已设有哲学系,但比较完整的仅有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和南京中央大学的哲学系三家。此外,在北平(今北京)尚有燕京大学和辅仁大学的哲学系,在南方则有武汉大学与中山大学的哲学系,但并不完整[2]。 从前三者来看,北大哲学系的历史最长。在第一阶段的“五.四”新文化运动期间,北大哲学系最热门, 大家都念哲学,但真正能登堂入室的却很少,多的是空话,不能入哲学之堂奥。新文化运动仅是一般性的思想启蒙运动,多的是thinker,但并不一定是哲学家,譬如胡适就是一个典型,所以“五.四”运动在哲学方面没有成就, 没有一个思想家可以站得住脚[3]。清华哲学系在逻辑方面有金岳霖领导,有所表现。 哲学上以实在论、经验主义为主。第二代出了沈有鼎,第三代有王宪均,第四代是王浩[4]。ww北大方面,首先是张申府先生讲数理逻辑,后来去了清华;虽然出了个胡世华(与王浩同辈),但是与哲学脱了节 ;有张季真(名颐)先生任系主任, 但并不太注重逻辑,而是比较重视古典哲学,且不只限于英美的实在论。张季真先生留学英国,研究黑格尔,在北大讲康德哲学,但他是否有黑格尔的头脑,很有问题。康德哲学讲是可以讲,学是可以学,可是要掌握得住,并不容易。张申府先生最崇拜罗素,对罗素生活的情调与思考问题的格调很熟悉,但是罗素本人的学问,张先生却讲不出来。所以,罗素那一套哲学没有传到中国来。(注意:牟不是不知道罗素访华,有“五大讲演”的事。)胡适之先生宣传杜威,可是对于杜威,他并不了解,他还达不到那个程度。胡先生所了解的杜威只是“how we think中的杜威, 杜氏后来的著作他大概都无兴趣,或甚至根本没有读过[5]。杜氏的学问相当扎实, 自成一家之言,美国将来能不能出像杜威这样的哲学家都有问题。了解杜氏的那一套并不是容易的。所以胡先生当年所宣传的杜威,根本就没有传到中国来。实用主义成了望文生意的实用主义。(注意:牟不是不知道杜威访华讲演的事。)当代的罗素、杜威无法讲,十八世纪的康德,就更难了,要讲清楚都办不到。所以北大对西方哲学无所成就,进不了西方哲学之门。以后变成专门讲中国哲学。讲中国哲学以熊十力先生为中心,加之汤用彤先生讲佛教史。抗战期间,北大迁到昆明,完全以汤用彤为中心。汤先生后来的兴趣主要集中在佛教史,但是汤先生的佛教史注重考据,代表的是纯粹学院的学术作风,对佛教的教义、理论没有多大兴趣,造诣不深,所以他代表的不是佛家的哲学,而只是佛教史,落入了西方的古典学,不是哲学系的本分。因此,北大办哲学系,历史最久,师资最多,结果无所成。至于中央大学哲学系,更是乱糟糟,尚不及北大与清华的哲学系。总的来说,这三者的“成就均不大”。[6]此外,除了 燕京哲学系出了个张东荪先生,算是当时几个念哲学念得不错的人之一[7],其他大学的哲学系就更谈不上有多少成就了。 1949年以后,台大的哲学系有方东美、陈康诸先生。陈康是亚里士多得专家,几年后就去了美国,在台大没有影响。方先生年资最高,读书最博,但在使台大哲学系走上轨道的问题上,他尽了多少责任(──这与他个人性格有关,牟认为不便多说),则不无可疑。而台大哲学系还是清华、北大的那一套老传统,以西方哲学为主,但并没有成就。[8]二战以后, 真正能把哲学当哲学读而进去的人很少。一般人到国外去,读西方哲学不能入,对中国哲学(由于平素心存鄙视)无基础,甚至连熏习也说不上。“对西方哲学无所得,对中国哲学无所知,这是二次大战以后念哲学的风气。”[9]总之,民国以来的哲学界是以西方哲学为主的,只注意了西方的“知识中心”的逻辑思辩,接触到了一些逻辑问题、科学问题、以及外在的思辩的形而上学的问题,而并没有注意生命的问题。特别是经过新文化运动以后,“中国文化生命所结晶成的那套实践的学问,便真斩绝了,成了一无所有。”[10]所以,“中国的思想界大体是混乱浮浅而丧其本”。[11] 从以上的叙述可以看出,牟宗三对民国以来中国的大学哲学系进行了初步的估价,──以清华、北大、中央、台大为中心,而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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