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艮、何心隐世俗化的儒学政治思想的论文.docVIP

王艮、何心隐世俗化的儒学政治思想的论文 王艮、何心隐世俗化的儒学政治思想的论文 王艮及其所开创的泰州学派在中国思想史上的特色，在于其以阳明心学为契机，将儒学由庙堂之学变而为民间之学、由经院之学变而为大众之学（1）。兹从政治思想史角度对王艮、何心隐的世俗化儒学思想予以论析。 一 王艮（1483—1541）年，字汝止，号心斋，泰州安丰场（今江苏东台）人。他出生于黄海之滨一个世代灶户之家，是由经商（贩盐）致富而治学的布衣儒者。他27至37岁，自学10年，初步形成了自己的思想。38—46岁，他师事王阳明。王艮从学王阳明期间，他们师生在政治思想上的分歧始终未能消除，以至王艮“时时不满其师说”（2），“往往驾师说之上”（3）。嘉靖八年（1529），王艮在会稽会葬王阳明，“大会同志，聚讲于书院，订盟以归”（4）。此后，他定居于家乡，开门授徒，“自立门户”，开创了独具特色的泰州学派。 从政治思想上看，王艮最具新意和特色的是提倡“百姓日用之学”。在王艮看来，“百姓日用”是“道”的中心内容，也是检验“道”的标准。“圣人之道”亦频以“百姓日用”为旨归。他说： 愚夫愚妇，与知能行便是道。 圣人经世只是家常事。百姓日用条理处，即是圣人条理处。 圣人之道无异于百姓日用。凡有异者，皆谓之异端。（5） 这样，王艮便以其“百姓日用之学”将“凡”与“圣”沟通了起来。 王艮早年长期贫穷的生活经历，使他认识到摆脱贫困是“尊身立本”必要的物质条件。所以，他的“百姓日用之学”虽亦有道德精神的内涵，但更蕴含了人最起码的物质生活需求。他说：“即事是学，即事是道。人有困于冻馁其身者，则亦失其本而非学也。夫子曰：‘吾岂匏瓜也哉，焉能系而不食？’”（6）。基于这种认识，王艮把理学家视为“人欲”的许多活动都纳入“百姓日用之学”中，如他不反对贫而仕，甚至认为举业也未可尽非。说：“知此学，则出处进退各有其道。有为行道而仕者；行道而仕，敬焉信焉尊焉可也。有为贫而仕者；为贫而仕，在于尽职，会计当，牛羊茁壮长而已矣。”“学者批摘举业之学，正与曾点不取三子之意同。举业何可尽非？但君子安身立命不在此耳”（7）。他更极力反对程朱理学禁欲主义的修养方法，“以日用见在指点良知”，结合现实社会生活去启发人们认识自我固有的价值，做到自尊自信、自由自在，当行则行，当止则止，使心体永远保持活泼愉悦的状态。这使他的思想获得广泛的群众基础。其后学对之予以进一步发展，而使儒学更加世俗化，如何心隐以“物欲”为人的自然本性，李贽倡言“穿衣吃饭即是人伦物理”（8）。这种思想对下层民众有很大的吸引力，却遭到正宗儒家学者的排斥和抨击，顾宪成即曾指出：“（何）心隐辈坐在利欲胶漆盆中，所以能鼓动得人”（9）。 王艮的“百姓日用之学”还包含发展平民文化教育，提高普通民众精神生活水平的要求。王艮认为：“夫良知即性，性焉安焉之谓圣；知不善之动，而复焉执焉之谓贤。惟‘百姓日用而不知’，故曰‘以先知觉后知’。一知一觉，无余蕴矣。此孔子学不厌而教不诲，合内外之道也”（10）。“圣人”的责任就在于“以先知觉后知”，使“愚夫愚妇皆知所以为学”（11），实现“人人君子，比屋可封”的社会理想。王艮终其一生始终以“不以老幼贵贱贤愚，有志愿学者，传之”（12）作为讲学传道的宗旨。他的学生中，虽也有象徐樾那样的官僚士大夫，但更多的是布衣平民，如林春出身佣工、朱恕是樵夫、韩贞乃陶匠等。这种百姓日用之学，显然同讲求经典的正宗儒学大异其趣。在中国政治思想史上，具有打破“经生文士”垄断文化学术的意义。 王艮与王阳明在思想体系上有同有异。王艮的“百姓日用之学”进一步推动了儒学的世俗化。他的某些观念经过一定改铸后，可以被不同政治倾向的思想家所利用，并对他们的思想产生影响，何心隐、李贽等就是在王艮学说影响下向“异端”发展的。但在基本政治价值观上，王艮与王阳明并无根本分歧。在王艮的思想体系中，“圣人之道”和“百姓日用之道”是同一的，道、中、良知、性是同一概念，所谓“百姓日用之学”或“百姓日用之道”，无非是着重强调平民百姓也有天赋良知，即“良知天性，人人具足，人伦日用之间举而措之耳”（13）。这不仅和王阳明的观点几无区别，而且同鼓吹“人皆可以为尧舜”的思孟学派亦无原则差异。“百姓日用之学”的社会政治内涵仍然是宗法化的社会——政治伦理。平民百姓举手投足之间，凡不符合宗法伦理的，就不是“良知”或“道”；至于“愚夫愚妇”若“伤风败俗”、“贼君弃父”，就更不是“道”了。王艮谓：“穷乡下邑，愚夫愚妇，又安知所以为学？所以饱食暖衣，逸居无教而近于禽兽，以至伤风败俗、轻生灭伦、贼君弃父，无所不至，而冒犯五刑，诛之不胜其诛，刑之无日而已”（14）。王栋对之解释得更为明晰：“君子谓‘百姓日用是道’，特指其一时顺应，不萌私智者言之。”在百姓是，能与之“冥然暗合”的几率并不高，且往往转眼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