疯狂的多重面孔——试论汉魏时期的疯狂的论文.docVIP

疯狂的多重面孔——试论汉魏时期的疯狂的论文 疯狂的多重面孔——试论汉魏时期的疯狂的论文 　　本文选题源自福柯《古典时代疯狂史》一书的启发。 　　福柯声称：“疯狂不是一种自然现象，而是一种文明产物”、“有关疯狂的客观知识并不存在，存在的只是一些以科学类比观点，对非理性的某些（道德的、社会的）体验所提出的说法。”如此，其《古典时代疯狂史》的意义并不是想让历史听到疯人讲话（为理性所捕捉之前的疯狂也并未留下未经变窜的见证），而是研究理性如何捕捉疯狂的历史。［1］ 　　由于中西思想差异巨大，自然不可能将福柯的理论结构套用以分析中国中古时代的疯狂现象。然而此书的上述思想依然值得借鉴。本文努力的方向正是通过对材料的分析，来探讨中国中古时期的秩序与观念如何捕捉疯狂这一问题。 一 　　“佯狂”，或作“阳狂”，是中国古代一个为人所熟知的文化现象。它总是在特定的境遇中成为中国古代士人的一个姿态，一个消极的对抗方式，宣示着不满、恐惧与拒绝。汉·韩婴《韩诗外传》第六卷：“比干谏而死。箕子曰：‘知不用而言，愚也；杀身以彰君之恶，不忠也。二者不可然且为之，不祥莫大焉！’遂解发佯狂而去。”[2] 　　既有“佯”，则必有“真”。从佯狂者“阳为病狂，卧便利，妄笑语昏乱”[3]的行为上，我们可以看出，佯狂是对“真狂”的模仿。而“真狂”,在最初，显然是一种疾病。 　　秦汉时期最重要的医书《黄帝内经》，已有颇多对于疯狂的论述。 　　在中医理论中，疯狂是由于阳亢火盛，人体经脉受损或是气乱引起的一种疾病。w《素问·阳明脉解》以中医理论阐述了疯狂发作时的种种表现。《灵枢·癫狂篇》则已列专篇描述癫狂症状及发病特点，并且对癫疾和狂疾做出了区分。大致是癫疾偏静，狂疾偏动，但症状往往交叉难以分清，因此常常“颠狂”并称。此外，在这一时期的文献中，表示“不慧”的“痴”常常与“狂”连用并称“痴狂”或“狂痴”。人们用这些词汇来形容疯狂的种种状态。 　　直到隋，才以“风狂”称狂疾。隋·巢元方所著《诸病源候论》列有“风狂病候”,认为“狂病者，由风邪入并于阳所为也。……故名风狂。”[4]《正字通·风部》：“风，今俗狂疾及四支偏枯皆曰风，别作疯。”[5]不论是“风狂”还是“疯”，都是魏晋之后对狂疾的称呼，而本文之所以使用“疯狂”一词为题，则是为总括上述“狂”、“颠”、“痴”之方便。 　　我们还可以看到治疗狂疾的相关记录：《汉书·艺文志》载有《客疾五藏狂颠病方》十七卷[6]，惜已散佚。《素问·病能论》中载有“生铁洛”[7]一方用以治疗长期发作的疯狂，汉·张仲景《伤寒论》中则针对外感热病中伴随的发狂病症列举了各种汤药治法[8]。 　　显然，中国古典医学已经对狂疾有了相当水平的认识，在疯狂的成因、症状以及治疗方面都有了细致的描述以及理论解释。作为疾病的疯狂在这个时期已经确立了它的饱满形象。 　　然而，中医理论同时也表明疯狂不仅仅是一种形体受损的疾病，反常的行为和言语也标示着患者精神上的缺陷。福柯指出，疯狂在病理学分类上造成的问题是：对疯狂的描述从心智力量出发，很快在越来越细的划分中遇到了道德性特征描述。[9]中国古典文本对疯狂的描述也隐然含有某种价值判断意味： 　　《国语·晋语九》：“下邑之役，董安于多。赵简子赏之，辞；固赏之，对曰：‘……今臣一旦为狂疾，而曰必赏女，与余以狂疾赏也，不如亡！’趋而出。”[10]董安对因“狂疾”而受赏颇感屈辱，正说明了狂疾的这种道德上的负面意味的存在。所以他宁可逃亡也不愿意接受赵简子的关照。 　　这种道德上的负面意味，让疯狂显现出与疾病形象相混含的另一副面孔。 　　《韩非子·解老篇》认为，思虑过度会导致智识的混乱，结果“心不能审得失之地”，主体不能进行有效的价值判断，不能做出正确的选择，因而便“不能免人间法令之祸”[11]。他的后两个推论已越出了医学范畴，进入了伦理道德领域。而韩非强调，即使是疯狂者因丧失行为价值判断而犯错误，也不能不受到法令的制裁。疯狂在此不得不承担使主体违法致祸的罪责。但东汉王充认为，痴狂者“性已毁伤，不可如何”[12]，他主张将其置于教化之外。这一个排除的手势，赋予了疯狂以伦理上的意义——被排除于伦理秩序之外的一个负面的存在。伦理秩序对精神层面上的缺陷和异常行为是反感的，在上述非残忍即冷漠的目光中，我们看到了重叠于疾病之上的疯狂的第二副面孔。 　　历史，是由士人们的写作文本构成的。士人们通过选择、编排、解释或者评价赋予一些事件以意义。因而他们记述的历史不可能是一个“客观”的事件陈述。他们对事件的思考和表述，基于日常经验的言说，当然摆脱不了一定的观念或价值判断、甚至诗性的想象的渗入。 　　由于伦理对疯狂的反感，在先秦到两汉的历史书写中，我们没有找到任何独立的、明显罹患狂疾的病人的完整形象。即使有一些病例，书写的关注点也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