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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里克论自然科学、精神科学和世界观的构建的论文 石里克论自然科学、精神科学和世界观的构建的论文 一、引言 十九世纪末到二十世纪初，在德国思想界掀起了一股将自然科学与精神科学（文化科学或人文科学）严格对立起来的强大思潮。狄尔泰（wilhelm dilthey，１８３３—１９１１）、文德尔班（wilhelm windelband，１８４８—１９１５）和李凯尔特（heinrich rickert，１８６３—１９３６）是这股思潮的理论中坚。 在狄尔泰看来，自然科学和精神科学二者无论是从研究对象上看还是从研究方法上看都截然有别。自然科学的对象是独立于人类精神作用之外而存在的实在，即自然界——它要受制于因果律；而精神科学的对象则是人类精神及其产物，是社会的、历史的实在，即精神世界——它是由体验构成的，不受制于因果律。自然科学的认识方法是因果解释（说明），是归纳或演绎的论证；而精神科学的认识方法则只能是理解，即通过外在的生命表现（lebens）来把握内在的体验内容的过程，实即对他人的体验内容的重新体验（nacherleben）、重现（nachbilden）或复活（nachleben）过程。狄尔泰将历史、国民经济学、法学、政治科学、宗教学、文学与诗的研究、艺术与音乐的研究、哲学世界观与哲学体系的研究以及心理学等都算作精神科学之列。在他看来，所有精神科学的共同基础是他所谓的描述的、分析的心理学。 和狄尔泰一样，文德尔班也严格地区分开了两类不同的科学。不过，他不太喜欢“精神科学”这个称呼，而代之以“文化科学”或“历史科学”。因为在当时的学术思想界，“精神”这个字眼很容易让人联想到经验性的“灵魂”或象生理学派新康德主义者所说的“大脑功能”，要不然就让人联想到德国的精神哲学传统，特别是黑格尔式的思辨哲学的“精神”概念。文德尔班认为，自然科学的目的在于寻求“法则”（“规律”），历史及其他文化科学的目的则在于寻求“形态”（gestalt）。换言之，自然科学就是力求达到对合乎法则的、普遍的、无时间性的本质的理解，而历史和其他文化科学则力求达到对个别性的、时间性的现象的理解；前者是建立法则的科学（nomothetische wissenschaften），后者是个性记述的科学（idiographische wissenschaften）；前者从特殊开始上升到普遍关系，具有抽象性，由诸全称必然判断组成，后者则把握特殊事物的特性，具有直观性，由诸单称或然判断组成。文德尔班认为，历史科学的根本目的在于根据历史素材重新复活或重新体验过去的真实面目，使过去的言语、各民族的信仰、权利、自由、斗争、诗艺、思维等等，“栩栩如生地”浮现在研究者或读者的“心”中。因而他断言，历史的创造与美的创造、历史科学与文学艺术等是相似的。 李凯尔特继承并发扬光大了文德尔班的上述思想，使之更加系统化，也更趋极端。他认为，在自然科学里，概念被用来组织我们对物质世界的了解，但科学概念却非经验实在的完整的表达，相反，在经由抽象的方式而形成概念的过程中，实在的独特性与丰富性被牺牲掉了。自然科学概念的真正本质乃是对物质世界的过度简化，实在界的两大特征——连续性和异质性——是科学概念所无法完善地加以表达的。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历史科学（文化科学）则是关于实在的真正科学，可以说它们深入到了事物的最为内在的本性，因为它们并不盲目地追求普遍的法则，而只以个别的事物、一次性的事件为对象，因而能充分地照顾到事物的差异性与多样性。和文德尔班一样，李凯尔特坚信，只有独特的、不可能重现的个性才具有本身固有的价值。因此，自然科学和文化科学二者除了在概念形成方式上有着重大的区别——一个是采取普遍化的方法，一个是采取个别化的方法——之外，它们在概念的内容上也有很大的不同：由于自然对象无所谓价值，因此自然科学无需谈论价值；而每一个文化现象却都必有价值意义，因此文化科学非谈价值不可，“没有价值，也就没有任何历史科学”（〔１〕，第７６页）。据此，李凯尔特认为我们可以将“评价的思维模式”和“非评价的思维模式”作为区分自然科学与文化科学的另一个重要标准。 由于个别的文化对象、一次性的文化事件数目繁多、千差万别，它们都有自己的固有价值，这样在究竟将什么样的对象或事件选取出来作为探究的对象的问题上便会有陷于相对主义的危险。为了避免这种危险，文德尔班和李凯尔特坚持认为，文化科学必须以一种绝对的、普遍的价值哲学或先验的规范科学（normwissenschaft）为基础，而绝不能以心理学、人类学或任何其他的事实科学为基础。在这里，文德尔班和李凯尔特还进一步断言，心理学不仅不能为整个文化科学奠定基础，而且它根本就不是什么文化科学。这与狄尔泰的观点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二、自然科学和精神科学本质上的统一性 对狄尔泰、文德尔班和李凯尔特的上述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