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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主义在西方和中国的论文 科学主义在西方和中国的论文 科学主义是一种理智现象，诚如卡梅伦所说，科学主义也是一种社会和历史现象 。概略地讲，科学主义从17和18 世纪的社会思潮，发展为19和20世纪的哲学信条。当然，这仅仅是就主流和影响而言罢了。其间，作为社会思潮的科学主义和作为哲学信条的科学主义同时共存和历时并进的现象自在情理之中，也是一个历史的事实。 哈克富特提出这样一些问题：科学主义的多维观点可以推出什么编史学的建议和问题呢？当我们把观念、社会利益和心理力能整合起来时，我们可以就科学主义在近代西方文化中的发展说些什么呢？在17和18世纪，近代科学、它的边界和它的权威还正在涌现。科学在早期还嵌入在哲学之中，科学的权威支持作为一个整体的哲学的权威。因此，正在出现的科学主义是哲学、尤其是自然哲学的固有作用的十分大的部分。科学与神学的关系发生了新变化，神学（自然神学）和无神论也利用科学权威作为论证的论据。在社会上和心理上，哲学和科学的权威正在变化，并被新群体用来促进他们自己的利益，此外，科学主义也开始被用来服务于个人和群体的心理需要（自然神学的布道可能是早期的例子）。在19和20世纪，科学主义的概念结构变化了，因为科学成长为职业化的建制。科学的概念和方法被直接移植到其他领域，尽管通过哲学的间接路线有时还使用。与这个过程平行，科学的权威因为其成功（以及与之相关的技术的成功）而加强了。而且，传统宗教的局部衰落以及像自由主义、社会主义、民族主义之类的意识形态运动的兴起，大规模地转变了文化和社会的前景。作为所有这些变化的结果，科学被嵌入上述各种信仰的变种。此外，科学作为宗教的完备的心理替代物的概念被系统阐明。w这个过程在19和20世纪之交前后几十年找到它的最明晰、最广泛的表达；履行不同社会功能和心理需要的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各种表现，构成了众所周知的例子。这位作者接着列举了科学主义的编史学要求回答两个基本的历史问题： 第一，如果我们接受科学权威是科学主义的关键因素的信念，那么就应该描述科学如何变得理智上独特和建制化，从而自17世纪以后在西方文化中获得了理智地位和社会地位。第二，我们应该描述和分析，科学的理智边界和社会边界是如何被构造为工作的科学家的行为以及亲科学的和反科学的公众关系的结果的。 哈克富特深知，由于科学主义是像宗教一样的质地丰富的历史现象，因此要勾勒其历史的本来面目是相当困难的。本-戴维曾经试图这样做。不过，迄今为止，有关科学主义的社会史方面的新文献，还没有产生出近代西方文化中的科学主义的一般历史图像，科学主义的社会史以及思想史也没有导致长期的历史综合。 要满意地完成这一课题，绝非一朝一夕之功，更不可能可唾手而得。鉴于本章的立意以及文献搜集诸方面的原因，我们在这里只打算粗略勾勒一下西方科学主义思潮的历史轨迹，顺便涉及一下20世纪初科学主义在中国。对相关问题的解读和回答，也只能偶尔为之，难免浅尝辄止、浅希近求。 在不少研究文献中，作者往往把科学主义的思想源头追溯到弗兰西斯#8226;培根（1561-1626）和笛卡儿（1596-1650），认为他们二人是科学主义的滥觞，乃至是不折不扣的科学主义者。这种看法是不够准确的。要知道，培根和笛卡儿所处的时代（培根与伽利略、开普勒是同代人，笛卡儿稍后一些），近代科学犹如刚刚露头的孱弱嫩芽，艰难地争取自己的生存权利，还成不了什么气候。在这种与境下，根本没有科学的肥沃土壤，怎么会凭空冒出以科学作为坚强后盾和雄厚资本的科学主义呢？更重要的是，培根和笛卡儿虽然分别是经验论和理性论的典型代表，但是他们并没有完全偏执于一个极端 。尤其是，他们的科学观即对科学的总的看法，还是比较公允的和谨慎的，并没有陷入科学主义的泥潭。这里仅以争议较大的培根为例加以说明。 培根固然强调人类支配自然，但是又坚持人类应该服从自然。这二者之间并不存在真正的矛盾。他说：“人类知识和人类权力归于一，因为凡不知原因时即不能产生结果。要支配自然就须服从自然。”“因为我们若不服从自然，我们就不能支配自然。” 在这里，培根并不像流行观点误解的那样，是高傲地凌驾于自然之上、随心所欲地征服自然的暴君。特别需要明白的是，培根心目中的科学是慈善的科学——科学赞颂上帝的光荣，也增进人的舒适。他说： 我愿向大家提出一个普遍的告诫。他们考虑科学的真正目的是什么？他们不是为了心智愉悦追求它，也不是为竞争、或为比其他人优越、或为收益、或为名声、或为权势、或为这些下等事物中的无论哪一个追求它；而是为生活的利益和用处；他们作为上帝之爱的表示，完善和支配它。因为追逐者垮台总是由于权势的欲望，人堕落是出于知识的欲望；但是，关于上帝之爱，不会有过度，无论追逐者还是人，永远不会因它而陷入危险。 培根担心，新科学如果脱离博爱发展的话，会导致一种新的傲慢和新的堕落。诚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