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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史研究中的计量方法的论文 科学史研究中的计量方法的论文 一、引言 在历史学的发展中，计量历史学的出现是一重要进展。相应地，在作为历史学的一个分支的科学史的研究中，定量化的研究也逐渐发展起来，并越来越引起科学史家们的关注。然而，在一般历史学中的计量化和科学史中对计量方法的特殊使用之间，是有着相当大的差异的。科学史中的计量方法的引入，更多地是受到科学社会学、文献情报学、科学学、科技政策研究，以及近来出现的“科学技术与社会”等研究领域发展的影响，并从中借鉴了相关的研究方法。 对于在科学史中应用计量方法，科学史界亦存在有相当不同的看法。本文，将着重分析在科学史中引入计量方法方面的重要进展，及应用这些计量方法时存在的问题，并尝试对科学史中的计量研究作一初步的评价。 有许多历史学家认为，２０世纪以来世界历史学界所发生的三个最有影响的变化，即是马克思主义的传播、法国年鉴学派及计量历史学的兴起。有人甚至声称：“就方法论而言，当代史学的突出特征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是所谓的‘计量革命’”。［①ａ］但实际上，计量史学这一术语的所指是十分宽泛的，包括的范围可从批判地使用１７世纪政治算术家所建立的简单计数方法，到系统地使用的各种数学模型。它有时指一种史料的类型，有时指一类研究程序，有时表示这种或那种使过去概念化的方法。［②ａ］ 略去更早期的发展不谈，到本世纪，尤其是在５０和６０年代以来，计量史学在欧洲，特别是美国，其发展异常迅速。它在象人口史、社会史、经济史和选举史等领域中甚至已成了基本的研究方法。［③ａ］这是很显然的。因为，在这些学科的计量研究中，可以相对直接地利用历史上遗留下来的大量关于生产、价格、资本、人口、选举等方面的数据资料。但在科学史的研究中，若要采用计量的方法，首先需要解决一个究竟对什么进行度量，也就是说对计量指标（indicator）进行选取的问题。 　　　　二、科学史研究中对科学增长的计量 美国科学史家撒克里（a.thackray）曾把历史上（从上世纪末到本世纪初）涉及科学史的计量研究分为５类：１，文明史中的计量；２，科学政策取向的研究中的计量；３，对天才人物研究中的计量；４，文献计量统计；５，关于科学进步的社会学研究。［①ｂ］但在这种分类中，有些内容距科学史的研究较远。实际上，在现代意义上的第一项较完备的科学史计量研究，一般认为是１９１７年出现的。当时，动物学家科尔（f.j.cole）和博物学家埃姆斯（n.b.eames）在其题为“比较解剖学的历史：对文献的统计分析”的论文中，［②ｂ］对１５４３—１８６０年间欧洲各国关于动物解剖学的论文进行了统计，并据此比较和分析了欧洲各国在此期间对比较解剖学的贡献，及不同时期的各种研究、论文和研究者对解剖学发展的影响。１９２９年，前苏联科学家雷伊诺夫（t.j.rainoff）也用计量的方法对１８—１９世纪的物理学进行了研究，［③ｂ］他通过对文献和物理学发现数目的统计分析，试图把科学发展的涨落和社会经济史联系起来。１９３８年，美国科学社会学家默顿（r.k.merton）发表了其博士论文《十七世纪英国的科学、技术与社会》。［④ｂ］这部著作通常被认为是科学社会学的开山之作，而它对后来科学史的研究也有着重要的影响。在此著作中，默顿受到其导师、美国科学史学科奠基者萨顿（g.sarton）的影响，使用了内容定量分析的方法，例如，通过对《国民传记辞典》中６０００多条传记材料、《哲学会报》上约２０００篇论文等数据的统计，被用来作为一种客观的检验，来查核各种关于当时当地的科学发展的情况。象这样的研究，还有其它一些。 这些早期计量研究的工作，还并不十分成熟。对于后来的发展，除了计量方法的改进之外，主要体现在对计量指标选取的明确化。就与科学史相关的研究来说，主要可分为两大类，其中，最先得到发展的是对科学增长的计量研究。 但是，关于什么指标能够代表科学的增长，仍然存在问题。其中一种方法，就是选取科学家的人数（绝对人数），或每１０万居民中科学家的人数（相对人数）随时间的变化，这可以说是一种关于科学“投入”的指标。另一种方法，则是选择科学的出版物（也即科学的“产出”）作为计量的对象；这种指标可以是科学刊物的数目随时间的变化，也可以是科学论文的数目随时间的变化。在对科学增长的计量研究方面，做出了重要贡献的人物，可举美国科学史家普赖斯（d.j.de s.price）为代表。他有关的研究从本世纪５０年代开始，其结果尤其体现在他于６０年代初出版的两本名著《巴比伦以来的科学》［⑤ｂ］和《小科学，大科学》［⑥ｂ］中。 普赖斯注意到，从１６６５年创刊的《伦敦皇家学会哲学会刊》这一幸存下来的最早的科学刊物算起，科学刊物的数目随时间不断增加，到１９世纪初，已有约一百种，到１９世纪中叶，有约一千种，而到１９００年，则达约一万种之多。通过对科学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