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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门弟子与国语运动的论文 章门弟子与国语运动的论文 作为章门弟子之一，周作人曾经总结：“章太炎先生对于中国的贡献，还是以文字音韵学的成绩为最大，超过一切之上的。”[1](p253)今天看来，这一观点对章氏的革命业绩虽有所忽略，但却精确指出了其学术造诣之根本。章太炎即曾自言：“盖学问以语言为本质，故音韵训诂，其管鑰也”[2](p236－237)，“盖小学者，国故之本，王教之端”[3](p10)，“比于浅露不根之经史学，其虚实相悬矣”，并自称其所撰《新方言》一书乃“悬诸日月不刊之书”[4](p322、320)，《文始》亦“一字千金”[5](p322)，他对小学之重视由此可见一斑。在讲学中，他也“以音韵训诂为基”[2](p236)，首先讲授的便是小学。而正是在他的熏陶下，章门弟子也大多擅长小学研究，并且先后“进了高等师范和北京大学，养成许多文字音韵学家，至今还是很有势力”[6](p281－282)。尤值得注意的是，他们并不仅限于学术研究，而是运用其深厚学养，积极投入到国语运动中去[①]，对人们的社会生活产生了巨大影响，本文即拟就此展开论述。w 一、注音字母的创立 关于“国语运动”，有论者指出：“国语运动和白话文运动是‘五四’时期中国语文变革的两翼。白话文运动的目标是变革现代书面用语，弃文言而用白话，实行‘言文一致’；国语运动的目标，则重在推行标准语，弥补方言的隔阂，谋求语言的统一”[7](p64)，这一界定清晰阐明了国语运动的主要宗旨，凸显了它的重要性及其与白话文运动的互补性。不过历史地看来，国语运动并非始于五四时期，而是早在清末便已发端[8]。当时一些有识之士为了“开民智”，深感中国各地方言纷繁复杂，以至难以互通，不仅“各省语言不一，隐然互视为异族”，有“隔省之人不能通姓名之弊”[9](p37)，而且“一省之人，彼此不能通语，办事多扞格”[9](p43－44)，于是积极提出了“使天下语音一律”、“不可使语言参差不通”的主张[9](p29)，进而还呼吁说：“诚以语言一致者，立国之要素也”[9](p125)。这一主张也由此得到官方的支持，《奏定学堂章程》即规定：“以官音统一天下之语言”。后来，在张謇、张元济、傅增湘等人的提议下，学部又通过了一个“统一国语办法案”。在此期间，一些文字改革家为了推行标准官话，还分别创造了数十种切音字新方案，如卢戆章的“切音新法”，王照的“官话字母”等，从而在清末掀起了一场规模空前的切音字运动。 与此同时，革命派为了唤醒民众、宣传排满，也主张统一全国语言。不惟如此，他们还更深刻认识到这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具有必要性和可能性。章太炎就说：“今夫种族之分合，必以其言辞异同为大齐”[10](p204)，“今各省语虽小异，其根柢固大同。若为便俗致用计者，习效官音，虑非难事”[4](p340)，所以应该“速谋语言统一”[11](p376)。为此，他拟订纽文三十六，韵文二十二，皆取古文篆籀径省之形，作为标音符号以代替切字旧谱。当然，由于时局的剧烈动荡，无论是维新派还是革命派的方案，都未能付诸实施，这种状况直到民初才发生了根本改变。 1912年8月7日，新成立的民国教育部通过了《采用注音字母案》，决定采用注音字母解决读音问题，并于稍后开始着手筹设“读音统一会”，这是自民国成立以来，第一次以官方名义有组织地审定汉字读音并制定统一注音字母的机构。1913年2月15日，“读音统一会”正式召开会议，会议的主要议题便是制定统一的注音方案。但在讨论过程中，意见纷纭，莫衷一是，有些人主张采用国际音标，也有代表倾向于清末简字，以致各持一端，争执甚烈，时任“读音统一会”议长的吴稚晖后来即曾回忆：“读音统一会开会的时节，征集及调查来的音符，有西洋字母的、偏旁的、缩写的、图画的，各种花样都有；而且都具匠心，或依据经典，依据万国发音学，依据科学，无非人人想做仓颉，人人自算佉卢，终着意在音符。几乎也无从轩轾，无从偏采哪一种。”[12](p35)在经过三个月的争论后，会议最终通过以朱希祖为首的章门弟子的提案，采纳了章太炎拟定的标音符号，从中择取了39个纽文和韵文[②]，并将之命名为“注音字母”，由教育部于1918年底正式颁布。关于此事经过，与会的许寿裳曾回顾说：“会员中，章门弟子如胡以鲁、周树人、朱希祖、马裕藻及寿裳等，联合提议用先生之所规定，正大合理，遂得全会赞同。其后实地应用时，稍加增减，遂成今之注音符号。”[13](p67) 今天看来，章太炎首创并由其早年弟子发扬光大的这套注音字母，由于“采用笔画最简而音读与声母韵母最相近的古字”[14](p234－235)，不仅简单易行，而且具有充分的学理依据，“异于向壁虚造所为”[4](p346)，因此成为这一阶段国语运动最高成就的代表，被后来的人们长期奉行。至30年代，钱玄同仍称赞它“堪作今后统一国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