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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塞尔与历史的意义的论文 胡塞尔与历史的意义的论文 如果说在胡塞尔晚期思想中，历史现象具有了重要意义，那么随之就会有一系列问题提出，其中最重要的问题会超出胡塞尔，普遍地以历史哲学的可能性为主题。 第一个问题仅仅涉及对胡塞尔心理学处境的理解：什么样的动机决定了胡塞尔问题领域的转变？这位思想家——在他看来，从自然观点出发的政治事件是外在的；人们倾向于通过描述他的学识、趣味、职业以及他对科学严格性的偏爱把他说成是非政治的——出人意料地发展出一种对人类普遍危机的意识。他不再仅仅谈论先验自我，也谈到欧洲人、他们的命运以及可能的衰亡和必然的再生。他把自己的哲学放入历史之中并坚定地相信：他的哲学要为欧洲人负起责任并且只有他的哲学才能给他们指明革故鼎新的道路。他对思考历史以及历史中的思考并不满意，所以才为现象学揭示出令人惊异的使命：为新时代奠基——像苏格拉底和笛卡尔一样。 我们援引的著作——大部分尚未公开——来源于1935年至1939年。我们可以推测：胡塞尔在1930年已开始把他对自己哲学的理解与对历史（准确地说是指欧洲历史）的理解联系起来。1935年5月7日胡塞尔在维也纳文化联盟上作了题为“欧洲人危机中的哲学”的演讲；在这个讲演之后，他于1935年11月又应“布拉格人类知性研究协会”之邀做了两个讲演；他的全部未公之与众的手稿以一种大型论文的方式被冠名为《欧洲科学的危机和先验现象学》（其中前两个部分已于1936年在贝尔格莱德的《哲学》杂志上发表1）。除这本著作之外，以“危机”为题的手稿集还包括下列文本：维也纳演讲的初稿、这次演讲的推测性文本（一个修订稿）、同一文本的另一个更为完整的稿件、“危机”的全文以及各种尚未公开的文本，其中包括胡塞尔对同一主题的持续思考。 在这种思想上的全部努力中我们可以感觉到德国当时的政治状况：在这种意义上我们可以说，历史的悲剧性进程推动了胡塞尔进行历史的思考。老年胡塞尔，作为非亚利安人、作为科学思想家，本质上仍然是苏格拉底式的天才和质疑者(infragesteller)，在纳粹分子看来是不可靠的。他退休了并被勒令保持沉默。他不得不去揭示：精神有一个历史。从总体上看，下面这一点对这个历史很重要，即精神可能患病，历史是为处于危险的以及处于可能丧失的境地中的精神而存在的。正是由于这些病人，即纳粹分子，把一切理性主义诬陷为衰败的思想并提出政治和精神健康的生物学标准，因此这种揭示就变得不可避免。无论如何，在纳粹主义时期，促使胡塞尔踏入历史的真正动因是危机意识：为了崇尚理性主义，应该谈论：谁生病了，以及在哪里可以发现人的意义与荒谬。 需要补充的是，就在胡塞尔身边，他多年的合作者m.海德格尔已开始撰写一部著作。同样，这部著作从另一个角度展开对古典哲学的批判并至少含蓄地包括了历史的另项涵义、当代历史事件的另类解释以及对承担性的另种划分的主旨。因此历史强迫这位最没有历史感的教授为历史提供解释。 然而除此之外现在还需要探讨：现象学如何能够采取历史的视角？在这里，哲学问题域的转换被迫超出对心理学动机的阐释而把先验现象学的实事关系带入讨论。一种彻底回归到为存在奠基的自我的我思哲学如何能够发展出一种历史的哲学？ 这一问题可以通过对胡塞尔文本的探讨得到部分回答。在这样的程度上——即使人们有力地强调观念在意识和历史之间的中介功能——胡塞尔的思想仍显示出统一性。这个观念可以在康德的意义上被理解为无限的使命。这里暗含着无限的进步以及由此形成的历史含义。 然而，如果人类的时代在无限观念的要求下不断发展——在康德那里已是如此，在关于“世界公民意图里(inweltbürgerlicherabsicht)的一般历史的观念”中以及在其他的历史哲学论文中——，那么为了人类历史的哲学必须克服自我哲学并且从中提出一系列基本问题。这些问题涉及苏格拉底的、笛卡尔的、康德的哲学以及所有在最广泛意义上的自我哲学。我们所提出的问题将限定在特定的年代。 一、先验现象学对历史观察方法的抵制 在胡塞尔进展顺利的创作中没有任何迹象显示现象学在历史哲学意义上的修正。毋宁说这个把历史哲学作为永远的可能性纳入自身的基础已经被发现。 1、《观念》、《形式的和先验的逻辑学》以及《笛卡尔的沉思》的先验现象学并没有否定，而是以一种特殊的方式2整合了那种曾指引过《逻辑研究》的逻辑愿望。可现在这种关注已把某种意义上的历史排除在外。也就是说，《逻辑研究》教导人们说：一个逻辑结构的意义——不仅在狭义的形式逻辑上（甚至当它被扩展至普全数理模式(mathesisuniversalis)时3），而且在广义的实在本体论上（这种本体论分析单个领域的最高的类，像自然、意识等等）──是独立于个体意识的历史或人类的历史的，正是在这些历史的框架中进行着对这个意义的揭示和发展。这个意义表现为在一种直观中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