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蒯因的自然化认识论纲领的论文 蒯因的自然化认识论纲领的论文 １９６９年，蒯因在维也纳国际哲学会议上发表著名论文《自然化认识论》，明确而系统地阐述了他自发表《经验论的两个教条》一文（１９５１）以来就一直模糊具有的思想：通过将认识论自然化来拯救经验主义认识论。更具体地说，蒯因认为，认识论不应从自然科学外部，相反应从自然科学内部，即利用自然科学的发现，运用自然科学的方法，去说明科学认识的合理性，它应与心理学、生理学和其他自然科学的成果直接联系，因而它不处于自然科学之外或凌驾于自然科学之上，而是被包含在自然科学之中，成为“心理学的一章，因而是自然科学的一章”。蒯因有时这样表述自然化认识论的中心问题：我们是如何在“贫乏的”感觉刺激的基础上，产生出“汹涌的”输出即我们关于世界的丰富理论的？应该强调指出的是，这不仅是蒯因自然化认识论的、而且是整个蒯因哲学的中心问题。从逻辑上看，蒯因所提出和发展的各种具体论点或理论，在一定程度上都可以看作是解答这一中心问题的尝试和努力。本文试图对蒯因的自然化认识论提供一种梗概式说明，并论证它作为一个全面的认识论纲领是不能成立的。 　　１．自然化认识论纲领的提出 蒯因的自然化认识论，是在对基础论和怀疑论的分析和批判中提出来的，而后两者关于认识论的任务与方法的观点，是近几十年来西方哲学特别是分析哲学中激烈争论的对象。 传统认识论就是一种基础论（foundationalism）。基础论者把我们的信念分为两组：一组需要其他信念的证实，一组可以证实其他信念而其自身却不需要任何证明。后一组信念构成了认识论的基础，它们是直接明显、确实可靠、无需辨护的；而前一组信念则是建立在这些基础上的上层建筑，它们的可靠性要通过证明来确立。近代唯理论、经验论和现代经验论都是基础论。近代唯理论的开创者是法国哲学家笛卡尔，他在认识论上的主要贡献有：（１）提出了追求知识的绝对确实性的理想，并倡导通过“普遍的怀疑”来扫除一切不够清楚、不太可靠的东西；（２）主张把完全“清楚”、“明白”的理性公理作为认识的出发点，即作为可靠知识的基础；（３）认为理性演绎法即几何数学方法、是哲学乃至全部科学的根本方法，应该用这种方法来建立关于整个世界的根本理论。唯理论哲学家在其他哲学观点上可能是千差万别的，但在把清楚明白的理性公理作为人类认识的牢固基础这一点上，却是完全一致的。 经验论则以观察命题或感觉经验作为人类认识的牢固基础，它在洛克（john locke,1632-1704）的《人类理智论》直至卡尔纳普的《世界的逻辑构造》之间有一条连续的发展链条。经验论哲学家接受了笛卡尔追求知识的绝对确实性的理想，试图建立这样一种知识理论，它试图以这种或那种方式，把我们关于世界的知识还原或化归为感觉经验。蒯因把此种经验论称为“激进经验论”，认为它包含两个方面的任务：一是从感觉证据演绎出关于自然的真理，一是根据观察术语和逻辑数学的辅助词汇来翻译（或定义）这些真理。蒯因把前者称为认识论的学说方面，主要关注用感觉词汇为我们关于自然的真理性知识辩护；并把后者称为认识论的概念方面，主要关注用感觉词汇来解释物体（body）的概念。但是，蒯因认为，经验论哲学家在这两方面都遭受了惨重的失败。 休谟（david hume, 1771-1776）对认识论的这两个方面都进行了探讨。他对于概念方面的处理是大胆而简单的：他把物体直接了当地看作是感觉印象。假如常识要区别物质的苹果与关于它的感觉印象，其理由是：苹果是一，是持存的；而印象是多，是倏忽即逝的。那么，休谟认为，这就是常识的糟糕之处。关于在一个场合和在另一个场合是同一个苹果的想法，是一种粗鄙的混淆。由于休谟在概念方面把物体等同于感觉印象，因此他就能在学说方面坚持认为：关于物体的单称陈述，即关于直接呈现的感觉印象的陈述，确实是毋庸置疑的。但是，关于存在的普遍陈述和关于未来的陈述却不能获得任何程度的确实性。因为即使是关于可观察对象的最弱的概括，如“草是绿的”，也包括了作出概括的观察者尚未并且不能实际观察到的事例，这里包含着逻辑跳跃，即观察者在作出概括时，从已观察到的部分事例跳到了涉及尚未观察到的其他事例的结论，从过去现在的经验跳跃到了对于未来的预测。因此，用直接经验以完全合乎逻辑的方式为我们关于自然的真理性认识辩护的企图，必定是不能成功的。蒯因强调指出：“休谟的困境就是人类的困境。”（〔１〕，ｐ．７２）因此，激进经验论在学说方面的企图必须被否定，即根本不可能从毋庸置疑的感觉经验的真理演绎出科学理论的真理；并且，笛卡尔关于追求知识的绝对确实性的理论也必须抛弃。蒯因在论述翻译不确定性论题时就曾指出：当我们与杜威一道，转向关于语言的自然主义观点和意义的行为主义观点时，（１）我们放弃了语言的博物馆图像；（２）我们放弃了对于确定性的追求，这里的确定性不仅指意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