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琰《悲愤诗》——“文姬别子”缘由的再商榷的论文.docVIP

蔡琰《悲愤诗》——“文姬别子”缘由的再商榷的论文 蔡琰《悲愤诗》——“文姬别子”缘由的再商榷的论文 一、前言 　　众所周知，“班昭（曹大家）（？）、蔡琰（文姬）（？）、李清照（易安居士）（1084–1155？）”三者均为中国历史上才华富艳冠绝一时的独特女子。三人俱因特殊的生命实践与时势主客观条件的造就，融冶焠炼其不足为外人道却哀乐入心的深刻体验。而其中血泪交织动人尤甚者，笔者以为非蔡文姬莫属。蔡文姬与曹大家，二者虽皆识见深隽各擅胜场，但蔡文姬半生流离问天无语，较之曹大家，蔡文姬匮阙其终生安稳的风平浪静；而与易安居士相较，蔡文姬前无亦师亦友的良人在侧、后无亲朋旧知的慰怀，其凄冷可想而知！ 　　吾人据《后汉书·列女传》所载的五言体与赋体的悲愤诗条陈缕析，愈觉其生命乖舛实是非言可喻。而历代文人为其幽微演绎者繁不胜数，笔者从中细览，发现绝大多数只纯粹着眼抒论其斑斑血泪的蹇厄，亦即究竟其整体文学表现及其生命悲剧遭逢。虽然就鉴赏者的评论角度而言，大体无可厚非。然而此处却有一大症结点被简约带过，甚而只字不提。即是作者本身“文姬别子”何以竟能毅然割舍的所在缘由。此事其间起心动念的意绪转折，乍看之下似乎无关紧要。然若以历史观点细察，将会发现这一事件在《悲愤诗》中，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起承作用。何以吾人为此言，其因即在于：“文姬别子”所上承的是文本作者一十二载边荒胡风的流离异邦；接续的，即为归乡后触目尽非故物之叹！加诸何以蔡琰竟能遽舍亲子回归汉地，她个人是缘于怎样的考量，其背后让她做出非如此不可的主要成因究竟是怎么被组构而成的？凡此总总，均在吾人析探之列。 二、张修蓉先生对“文姬别子”的见解 　　笔者在考察《悲愤诗》的过程，发现绝大部分文字的诠释关注面向均为义理模糊的文学角度，历代评析《悲愤诗》其抒怀弥彰处亦多对“别子”的因由视而不见。唯有近人张修蓉先生著作的《汉唐贵族与才女诗歌研究》一书，完整搜罗《悲愤诗》历代各家考评，亦着墨甚深篇幅演绎“文姬别子”所以顺理成章的因素。笔者细审其立论后，在此归结张修蓉先生的主要论证。 　　张修蓉先生在论断蔡文姬舍子归汉的思量处境，其持论的观点乃在于“孝亲”观念在汉代的高度体现！ 　　归乡与“父母团聚”重享天伦是她日夜魂萦梦牵的最大愿望，……（页36） 　　……“返乡”的念头，渴望父母的孝思毕竟胜过了“儿子”……（页37） 　　为了朝夕思念的父母，她终于抛下亲生儿子，……（页37） 　　由以上举例我们可以发现，张修蓉先生以“孝亲”一事作为“文姬别子”的最大因由所在。且为强化“重孝”说，又以其父蔡邕（132–192）与历汉诸帝的庙号皆涵摄“孝”字为辅助论证。 　　案：蔡邕以孝笃名，这种家风当然影响了蔡文姬，何况汉代以“孝”立国，每位皇帝之封号都冠一“孝”字。 　　而以上二例确实事出有据。我们在《后汉书·蔡邕列传》可检索到相关载记： 　　邕性笃孝，母常滞病三年，……未尝解衣带，不寝寐者七旬……母卒，庐于冢侧，动静以礼。（页1980） 　　张修蓉先生立论所据即是根源于此。而遍览《后汉书》诸帝纪，亦如其所言，其封号皆冠以“孝”字，如其时“孝献帝”即其一也。附带一提的是张修蓉先生以“时间点”为立论所凭，以此论断当曹操（155–220）以重金欲赎回蔡琰时，其使者并未告及蔡琰“亲殁”一事，故蔡琰在思亲心切下，宁舍子而返乡。其原文兹摘要简录于下： 　　琰之被掳，事在初平年间，而非兴平年间。（页40） 　　从此一往十二年，她始终不知父母已亡。（页40） 　　曹操以重金赎蔡文姬回乡，显然事先未让其知悉父母已亡。（页37） 　　由此三端，即可串联张修蓉先生圆说论述的始末。其例证之一，所谓蔡琰被掳一事，“当在初平年间，而非兴平年间”。即因《后汉书》指陈其事为：“兴平中，天下丧乱”。而此处“‘兴平当作‘初平，王先谦《后汉书集解》引用沈钦韩之说法，当可从。”而“初平”年号方为正朔定解。之所以需重新确认事件年代，乃因亘古迄今对此事质疑相询者多不胜数。如宋人苏东坡及便曾言及此惑： 　　《苕溪渔隐丛话前编》引东坡之言曰：“又琰之流离，为在父殁之后。董卓既诛，伯喈乃遇祸；今此诗乃云为董卓驱掳入胡，尤知其非真也。” 　　因此张修蓉先生在此举出与东坡先生同时之人蔡宽夫援证己见： 　　琰之入胡，不必在邕诛之后……（页40） 　　即蔡邕被诛于初平三年，故张修蓉先生认定蔡琰被掳时日应为“初平二年”（即公元192年），而其间又历经三年流离，即于“兴平二年”（即公元195年）方才暂落胡地。故其笔端的“感时念父母”便更言之成理。综合上述所言吾人即可明白，张修蓉先生于诠释别子因由时，为何以“孝亲”为最大归依。 　　概括上述所说可知张修蓉先生的立论根据虽其来有自。然细审其论证，却有“以文诠史”之偏，且局限一隅匮乏周览之全。盖文史哲三领域虽有同体异用之别；然不论是何抒议皆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