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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语言哲学批判的论文 西方语言哲学批判的论文 西方语言哲学批判 　1 引言 　　 　　本文旨在反思西方语言哲学，即分析哲学（analytic philosophy）、日常语言哲学（ordinary language philosophy）和欧洲大陆本体论语言哲学（ontologicallanguagephilosophy）。在此基础上，建议将前两者整合为分析性语言哲学，进而将分析性语言哲学和欧洲大陆本体论语言哲学整合为西方语言哲学，为中国语言哲学的建构奠定基础。 　　 　　2 分析哲学与日常语言哲学 　　 　　分析哲学是20世纪西方哲学中的主要思潮之一，起源于弗雷格（frege, g.）、罗素（russell, b.），经过维也纳学派/维也纳小组（vienna circle）的努力，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在美国等英语国家流传、发展，在英国等哲学界长期占据主导地位。其学术活动可以区分为分析哲学和日常语言哲学。两者的不同在于分析和研究方法。尽管如此，它们仍然具有共同特点。按照刘放桐等人的研究，这些共同点可以概括如下。第一，分析方法：分析哲学家都关心如何把复合的东西分解为它们的组成部分。分析哲学家都肯定，无论语言表达式属于逻辑语言还是日常语言，哲学的任务都是澄清这种表达式的意义。第二，反心理主义：分析哲学的一个重要成就就是把逻辑从心理学和认识论（epistemology）中分离出来。尽管后来的一些哲学家（如后期维特根斯坦）并不完全反对心理主义，但他们的工作却是基于对逻辑规则客观性的承认，基于对传统认识论的排除。因此，反对逻辑研究中的心理主义始终是分析哲学的一个重要特征。第三，抛弃形而上学：分析哲学的一个显著特征就是反对形而上学，反对先天综合真理的可理解性，否认纯理智能够独自获得关于实在的知识。第四，语言分析的重要性：对语言表达式意义的描写和解释，是分析哲学的首要任务，也是分析哲学的重要标志。弗雷格就已经强调语言对哲学研究的重要性。罗素和摩尔更是把一切哲学问题都归结为语言问题，而维特根斯坦则把思想的界限也划在了语言的范围之内。随着维也纳学派的兴盛和逻辑经验主义的发展，语言研究已经成为哲学研究的代名词。刘放桐明确指出，重视语言因素在哲学研究中的作用并不是分析哲学中的特有标志，整个20世纪的西方哲学都以语言研究为特征，并由此与近代和古代哲学相区别。分析哲学不同于其他哲学思潮之处在于它把哲学研究归结为语言研究（刘放桐等 2003：248）。也正因为如此，20世纪初被宣称为哲学中心问题的语言问题，似乎在该世纪中叶成为了哲学的中心问题，以维特根斯坦呼吁分析日常语言为标志，开始了哲学中的第二次语言转向（linguistic turn）。 　　就上述4个特点而言，可以从两个方面予以批判。首先，从分析性语言哲学本身切入，分析是其贯穿始终的标志性特点。在这种语言哲学中，无论分析哲学还是日常语言哲学，都希望自己的分析具有一种针对形而上学思辨的治疗作用和预防作用，因为它们认为这类思辨都是由于不加批评、不加控制地运用语言，从而误用自然语言而产生的。但在分析哲学与日常语言哲学之间也存在着差别。前者通过建立可消除这类误用的科学语言来从事一种还原主义的工作。为了达到这一目的，它从逻辑出发，制定句子形成和句子语义解释的约定规则，以便排除形而上学陈述。对此，卡尔纳普（carnap, r.）的著名论文《通过对语言的逻辑分析克服形而上学》（1932）和重要著作《语义学引论》（1942）、《意义和必然性》（1947），艾耶尔（ayer, a. j.）的《逻辑实证主义》（1959）等是重要代表。如果分析哲学是通过逻辑分析、创造科学语言来消除语言误用、解决哲学问题，那么日常语言哲学则不创造任何意义上的语言，只是通过对日常语言的分析来揭示在正常用法的有限范围内支配语言行为的模式。日常语言哲学的真正奠基人是维特根斯坦（wittgenstein, l.），他的相关主要思想集中体现在《哲学研究》（1952）中。其语言游戏论和意义使用论等（维特根斯坦 1992b）成为牛津日常语言哲学学派等日常语言研究的指南。这包括约翰bull奥斯汀创立、约翰bull塞尔发展的言语行为理论，保罗bull格赖斯的会话含义理论，斯波伯和威尔森的关联理论。奥斯汀创立的言语行为理论在语言哲学中的价值主要表现为以下三点。其一，语言不仅可以描写、反映人对世界的认知过程和结果，而且可以行事或者施为，这一发现突破了语言单功能观，迎来了语言多功能时代，为语言哲学研究人的主观创造世界（神话、童话和宗教等）提供了新的可能。其二，突破了语言真值观的局限，因为言语行为无所谓真假值，只有得体与否、实现与否之别。这两点可以称为语言哲学史上的哥白尼式的革命，将成为我们今后研究的主题之一。其三，奥斯汀将一个完整的言语行为区分为言说行为（l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