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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说“科学”— 中医科学化的人类学观察的论文 言说“科学”— 中医科学化的人类学观察的论文 …把科学方法上升到意识形态，加上那些关于认识论的夸夸其谈，科学的重要性总是 被炒得很高，因为这样一来人们便不再分心去实践其它其它形式的知识，尽管那些知识对 于认识世界可能会更加有效。从这点来看，科学—这个我们必须要玩的游戏—是需要言说 的，需要说服相关的社会成员相信，被言说的这个知识是通往（人们）欲想的客观（因而 也真实）的权力的路径。 　　当娜 哈拉维[1] 　　引言 　　2000年的中医界发生了一场引人注目的争论。这场争论源自一篇宣言性质的文章，题 为“变亦变，不变亦变，—— 论中医学发展大势”，发表于1999年最后一期《上海中医 药杂志》的“世纪论坛”专栏，为开卷第一篇。这篇文章首先大肆指责中医“对现代医学 的无知和对传统中医的狂妄自大”，提出“当务之急要使正视中医落后的‘知耻’思想真 正成为一种中医精神”（蔡定芳，4页）。然后，作者提议科学化中医就是要使之“西医 化”，因为“现代西方医学是牢牢建立在现代科学基础之上的”，“西医是最值得中医学 习的，也是中医必须学习的。连现代医学都不想学或不敢学，哪有真心学习现代科学？连 中西医结合都不肯接受，哪有诚意接受中医现代化？”（5页）最后，作者建议“要对现 有理论体系做一番重构，真正将现代科学包括现代医学纳入到中医的理论体系中来”（6 页）。文末作者再次大声疾呼：“中医落后了！落后并不是致命的，致命的是认识不到这 种落后！”(7页)。w作者蔡定芳，中医学博士，现在上海著名西医院华山医院工作。 　　这篇文章激起了轩然大波。很快，一系列的回应文章就出现在《上海中医药杂志》， 并绵延了整个2000年。其中一篇由三位知名老中医联名而作[2]，对蔡文逐字逐句进行了 批驳。该文开篇即言，蔡文令他们“不寒而栗”（张镜人等，7页）。三人明确表示，“ 中医要发展，要现代化，但中医的“质”不能变，中医应该在继承的基础上发扬、发展” 。尽管对蔡的批判言辞犀利，作者们也同意科学化是必要的，承认“充分运用现代科学手 段来发展中医药”，“在中医学（理论与临床）的内涵不变的基础上科学化、现代化”（ 7页）。看来学者们真正的争执是在中医“怎样”科学化；没有一方质疑“科学化”这个 概念本身。 　　“科学化”也是参与争论的其他文章所共同关心的主题。另一篇文章明确写道：“中 医现代化的本质内涵是‘中医现代科学化’”，而“实现中医现代化是新世纪中医可持续 发展的必由之路”（严灿等，9期）。“可持续发展”已是大家耳熟能详的国家乃至全球 的“大政方针”，在这里的出现不仅是对具有文化领导权的发展话语的挪用，同时也暗示 着长期以来萦绕着中医界的“生存”问题[3]。换句话说，这种对科学化和现代化的强调 凸显了一个由体制所建构的现实，即中医与现代/科学之间的“差距”。 　　于是对中医界而言，问题看来确实在于“怎样”科学化。在西医与现代科学具有共同 的认识论的前提下，可以说蔡定芳的观点有他实在的一面：如果中医学术界严格对待科学 化，已经体制化的中医似乎理所当然地会变“质”。正如北京中医药大学的张其成教授所 指出， 　　就目前状况而言，属于现代科学范畴和规范的医学体系只有现代西医，而不可能是别 的。请大家设想一下，采用同一个方法（现代科学方法），研究同一个对象（人体），符 合同一个规范（现代科学规范），却要做出不同的结论、建立一种不同于现代西医的医学 体系，这可能吗？因而所谓的“中医现代科学化”实质上就是“中医的西医化”。（张 2000（3）：3）。 　　不过，张在这里表达的是不安而绝不是拥护这种可以预见的中医“西医化”。在他看 来，所谓科学化的讽刺意味在于，它事实上不是在维持中医，而恰恰是消灭“中医”。这 样的发展方式，张称之为“中医现代化悖论”，即努力科学化的同时却要保留中医“特色 ”（即身份认同）。这个“悖论”的提出，其隐含的前提是中医与现代科学之间的“不可 通约性”。这也是其他形式的传统知识在面临现代科学时所共同面对的问题。简言之，是 否有一天中医会因了科学化工程而不复存在？ 　　然而，历史上“科学”似乎并非与“中医”不可通约。其实早在1936年已经有一位学 成归来的西医大夫宣称，“所谓‘科学化中医’实际就是用科学来废止中医”（范行准， 引自雷湘林 1999：200）。但直至今日，中医也未如他所言因科学化而“丧命”。甚而言 之，尽管那舶来的 “科学化”话语席卷全国，其间充斥着权力纷争，它对中医并不一定 是坏事；西医大夫那样的挑衅反而促进了中医体制的形成。也许可以说，目前自觉受到威 胁的这个中医界，其自身的存在还多亏了过去“科学化”的压力。具体来说，1931年成立 的国医馆即是“科学化”话语的直接产物。当然，自彼时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