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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吕东莱《易说》中的哲学思想的论文 论吕东莱《易说》中的哲学思想的论文 摘要：吕东莱（吕祖谦）是南宋浙东思想家。《易说》一书是他研读《周易》时所写下的心得，他结合当时社会历史的实际而进行了深切的思考，尤对《易》学中的辩证法精神，颇多自己的体会和发挥，别具特色。 关键词：吕东莱； 易说； 辩证法 　 on lu dong-lais philosophical ideology reflected in his yishedong in the southern song dynasty. the book of yish，which reflected his deep thinking on the social and historical reality at that time, were the collected notes taken down when he was studying zhouyi. in particular, the book revealed his distinctive understanding and expansion on the dialectical spirit dwelling in i ching learning. key words: lu dong-laiyishdialectics. 南宋浙东吕学的创立者吕祖谦（1137-1181），字伯恭，学者称东莱先生。浙江金华人，与朱熹、张栻齐名，人称之“东南三贤”，“鼎立为世师”。吕东莱在学术上以“杂博”著称，他具有学术上的宽宏气度，对各种“相反之论”皆能虚心听取，采取“泛观广接”，“未尝倚一偏，主一说”的居中持平态度。他治学提倡“讲实理”“求实用”“济世务”，紧密结合现实社会的政治生活。他研究历史的专著有《大事记》，而他读《左传》则写下富有哲理又具强烈现实感的历史散文集《东莱博议》。同样他研究《周易》，撰有《古周易》一卷。自王弼以后，《周易》皆以传附经，吕东莱乃以上下经，十翼各一篇，复古本之旧。此书很得朱熹的推崇，朱熹撰写《周易本义》即用此本。吕东莱也曾撰写《古易音训》（元以后亡佚，清人又加以重辑）。而他的《易说》（又名《系辞精义》）便是他读《易》的心得或随感笔记，虽然其中有引《伊川易传》及诸家说，但更多是自己的借题发挥，增补前人所不具的内容。表述了自己的政治和哲学的见解。 吕东莱在《易说·损益》里阐说了“取民有制”的观点。诚然，“取民有制”，还有“损上益下”，都不是吕东莱首创的，这是大多数历史上有远见的思想家在赋税问题上的一贯见解，北宋程颐在解释《周易》损卦时说“下者，上之本，未有其本固而能剥者也……为人上者，知理之如此，则安养人民，以厚其本，乃所以安其居也”“譬如垒土，损于上以培厚其基本，则上下安固矣，岂非益乎？”（《周易程氏传·损》） 吕东莱则针对南宋社会“至贫之民，纳至重之赋”、“凋瘵之民，其何以堪”的状况，提出“上当取于民有制，不可无所止也”（《易说·损益》）。于是论证“损之卦，损下益上故为损，盖上虽受其益，殊不知既损下，则上亦损矣……损下益上为损，损上益下为益”（《易说·损益》），指出“损下益上，人君之失也。乐输于上，人臣之义也。两者自不相妨”。吕东莱这种“取民有制”的观点，虽也承袭前辈的看法，但它却更有强烈的现实内容，具有针砭时弊的积极意义。 如何解决南宋社会面临的“险难”的危机，吕东莱在《易说·解》中加以论述,“大凡患难之极，必须解散”。何以“解散”，吕东莱有个补充说明：“用广大平易之道，与民安息。如是,则可以得民之心，而民归附矣。”与民“安息”，也就是努力创造一个与民休养生息的社会环境。要做到这一点，其前提是“取民有制”，革除一些百姓不堪忍受的“至重之赋”，苛严之税。又说“当险难之时，必视其弊，则终于险难”,但这并不可怕，只要采取积极措施，就一定能出于险,而无所作为，安于现状，“坐视其弊”，才是真正可怕的，最终难免于“险”。 吕东莱认为封建社会最理想的政治局面应该是“上厚于下，下厚于上，上下相应，固尽善矣”（《易说·临》）。统治集团内部融洽无间、配合默契。然而,君主无论在什么情况下，都要总揽“国家治乱兴衰之大纲”。但这决不是说事无巨细，都必须由君主亲自过问。恰恰相反，君主之患是“用明太过，虑事太详，恤其得失而凡事迟疑”（《易说·晋》），如果遇事犹豫彷徨，这不仅有失为君应有之“刚明”，而且会贻误时机，造成混乱。吕东莱认为贤明之君只要在上总揽治国之“大纲”，具体的事情让大臣们去处理。他认为君主所出的政令必须符合“君子之道”才行,“故须观我之所生德教刑政之类，事事合于君子之道，人人归于君子之域，方可无咎”（《易说·观》）。怎样才能知道“我之所生德教刑政”符合“君子之道”呢？他说：“人君居尊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