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奎因关于分析和综合的论述的论文.docVIP

论奎因关于分析和综合的论述的论文 论奎因关于分析和综合的论述的论文 【内容提要】奎因关于分析和综合的批判论述非常出名，但是人们一般只接受他的论证，而不接受他的结论。本文试图说明，奎因的结论是自然的，也是有道理的。而且，这是由他的论证方法决定的。奎因的批判论述的重要意义主要不在其结论，而在其方法。这种方法就是应用现代逻辑进行分析。 【关键词】分析性/同义性/定义/保真互换性 【正文】 在哲学的讨论中，关于分析和综合的区别与讨论由来以久。这样的讨论也许可以追溯到休谟关于依赖于观念的真和依赖于事实的真之间的区别，也可以追溯到莱布尼兹关于理性的真和事实的真之间的区别。但是无论如何，自康德明确地提出他那个关于分析判断和综合判断的著名区别以来，人们基本上都相信，真命题分为两类，一类命题（分析命题）的真仅仅依赖于其构成的词的意义，另一类命题（综合命题）的真不能仅仅依赖于其构成的词的意义，就是说，与非语言的事实有关。 1951年，奎因发表了著名的论文《经验论的两个教条》。在这篇论文中，他对传统的这种关于分析和综合的区分提出了挑战。他认为，分析性这个概念是不清楚的，因此依赖于这个概念所做出的关于分析命题和综合命题之间的传统区别是不存在的。他的观点在学术界引起了强烈的反响，有支持者，更有反对者，结果在几十年的时间里，形成了关于这个问题一系列深入细致的讨论和激烈的争论，使分析性这个重要概念得到了比以前更加明确的刻画和说明。本文着重探讨两个问题：第一，为什么奎因会得出这样一个违反常识的结论？第二，奎因的结论有没有道理？ 　　　　（一） 对于奎因的观点，人们提出了许多批评。一个十分值得注意的情况是：人们无法否认奎因的分析论证，然而就是不接受他的结论。最主要的批评是认为奎因根本否定分析和综合的区别是不对的。这种批评往往不是针对奎因的具体论证，而是针对奎因的结论。比如，一些批评者认为（[4]，p.73）： “人们有理由要问：这样一种区别（分析和综合的区别——引者注）存在的假设是否不成立。这种区别无疑是存在的：因为，且不说莱布尼兹、康德、特别是逻辑实证主义者使用这种区别这个纯粹的事实，人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使用这种区别一般来说是哲学家们在下述涵义上所一致赞同的事情，即哲学家们在哲学用法中以在很大程度上一致的方式应用‘分析’与‘综合’这两个词项，并且，这种应用可同样地扩展到新情况上，这一点是很重要的，这也就等于说，这种应用不会限于哲学家们可能一目了然地看清的一个封闭的情况表列，而是可以创造性地和一致地推广到新的陈述范围上。” 很难说这种批评没有道理，不是吗？人们一直在使用分析和综合这一对概念，而且基本上不会造成混淆。怎么能说它们之间的区别不存在的？ 我认为，分析和综合的区别确实是比较直观的。就是说，这是自然可接受的。因此，奎因的结论可以说是违反常识的。但是这样一来，我们首先就应该考虑一个问题：为什么像奎因这样一位杰出的逻辑学家和哲学家会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呢？他难道是故意对常识进行挑战？或者他难道是无中生有吹毛求疵吗？因此我们应该认真考虑，奎因的结论是不是凭空得出来的？如果不是，那么我们还应该考虑，从他的分析和探讨是不是一定会得出这样的结论？此外，上述引文所表达的反对意见，颇有些诉诸权威的味道。莱布尼兹、康德和逻辑实证主义者都是些有名的哲学家。问题是他们这样使用这个区别，这个区别就一定存在吗？我认为，这个问题应该具体分析，因此需要多说几句。 人们在谈到莱布尼兹和休谟的看法时，一般是如奎因所说，“预示了”康德的区分。换一个说法，就是在莱布尼兹和休谟的著作中可以找到康德的说法的影子。这是一个比喻的说法，就是说，莱布尼兹和休谟实际上没有做出关于分析和综合的区别。我们看到，他们所做的区别是依赖于理性的真和依赖于事实的真，依赖于观念的真和依赖于事实的真。这种区别大体上可以说是清楚的。但是康德的区别完全是另一种说法： “在所有可以考虑主谓关系的判断中（我仅考虑肯定判断，因为以后这很容易应用于否定判断），这种关系可以有两种方式。 要么谓词b作为某种在a这个概念中包含的东西而属于主词a，要么b完全在a这个概念之外，尽管它与这个概念相联系。在前一种情况，我称判断为分析的，在后一种情况，我称判断为综合的。因此，分析判断（肯定判断）是这样的判断，其中谓词与主词通过同一性相联系，而另一些判断，即其中考虑谓词与主词的联系不通过同一性，应该叫作综合判断。前一种判断可以叫作说明性判断，后一种判断可以叫作扩展性判断，因为前者通过谓词为主词概念没有增加任何东西，只是通过剖析使主词概念分解为在主词概念中已经（尽管含糊不清地）考虑了的部分概念；而后者为主词概念增加一个谓词，这个谓词是在主词中根本没有考虑过的，而且是通过对主词概念的任何剖析也不可能产生的。”（[2]，p.52） 康德的区别表面上似乎是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