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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析寻访法学的问题立场　　1)什么是法学之“学”?应当说，法学之“学”并不是一目了然的概念。我们可以在不同意义层次上使用法学之“学”一词：首先，它可能是指(哲学)“学问”(Philosophie， philosophy)，即对法律之根本原理的哲学追问;其次，它是指(理论)“学术”(Theorie， theory)，即对法律本身的实存结构(原则、规则等)所做的理论分析(规范研究);再次，它可能是指(实证)“科学”(Wissenschaft， science)，即按照自然科学标准对法律的结构、功能等所进行的实证研究;最后，它也可能是指“技术之学”，即将法律作为一门实用的技艺(技术， Technik， craft)来加以研究[19].那么，法学到底是指其中哪一种意义层次上研究活动的名称?这里恐怕难以简单作答。在当今的知识分类体系中，我们同样不容易为法学学科找到确切的位置：在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精神科学)这三种基本的知识形态中，法学应属哪一种知识形态?这似乎也是不可以一言一蔽之的。也许，我们过分纠缠于词语的辨析，而忽略了我们所要探究的真正问题。这里的真正问题是：法学能不能当作自然科学来加以研究?法学是一门(自然或社会) “科学”吗?依照德国哲学家亨利希·李凯尔特(Henrich Rickert，1863—1936)的观点，自然和文化是俨然有别的：“自然是那些从自身中成长起来的、‘诞生出来的’和任其自生自长的东西的总和。与自然相对立，文化或者是人们按照预计目的直接生产出来的，或者是虽然已经是现成的，但至少是由于它所固有的价值而为人们特意地保存着的。”[20]因此，文化现象只能根据它们固有的目的、而不是从(自然)原因出发来加以确定，它包括了宗教、法学、史学、哲学、政治经济学等等科学的一切对象[21].正如科学规范、道德规范和艺术规范一样，法律规范也是文化法则(Kulturgesetze，文化规律)，而不是自然法则(规律)，前者包含应然，后者包含必然(Müssen)。还可以进一步说，自然科学提供普遍的(自然)“法则”，文化科学通过描述在历史中铸造的具体的“形态”(Gestalte)而具有“个别记述的”(idiograpisch)性质：前者为(自然)法则科学，后者为(历史)事象科学(Ereigniswissenschaften);前者是“说明的”科学，后者是“理解的”科学或诠释(解释)科学(die hermeneutischen Wissenschaften)。[22]从这些对立的范畴之对比可以看出，从自然科学的角度来研究作为文化现象之一的法律现象不是不可能，而是如何界定其研究的性质。反过来说，我们不能笼统地将法律的自然科学研究称为“法学研究”。正因为如此，李凯尔特指出：“我们不能满足于仅仅用自然科学的或普遍化的方法去处理文化事件。虽然，这样的处理是可能的，甚至也许是必需的，因为任何一种现实都是可以用普遍化的方法去理解的，但是，在这种情况下，这种处理的结果将是这样：再一次用歌德的话来说，它把那种‘只有分离开来才具有生命’的东西‘生搬硬套地凑成一种僵死的普遍性’。因此，用自然科学概念来表现文化生活，这种作法虽然可能有其正当理由，但仅仅用这种方法是不够的。”[23] 　　2)法学研究的目的为何?卡尔·波普尔(Karl Popper)认为，科学是追求真理的活动，科学的目的就是真理。虽然我们现在还不拥有真理，但是，科学研究使我们逐步接近真理。作为科学的目的，真理是理论真理，是最深刻、最精彩、最普遍的说明[24].它建立在3个基本的预设基础上，即：(1)心灵的同一性。所有的个人心灵都是同一的，至少其理性部分是同一的;(2)意义的同一性。每一个词语对于所有的人具有相同的、不变的意义;(3)实在之为真理的标准。所有的个人面对同一个实在，真理就是认识与实在相符合[25].这一目的之说明对于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而言也许是真实的，但对于法学则不一定适用。首先，法学不是“说明的”科学，其首要目的并不在于 “说明”实在;其次，(上已述及)法律词语“对于所有的人具有相同的、不变的意义”这个假设难以成立;第三，有时候我们并不知道法律之中有没有“真理”，因为我们不清楚法学陈述与之相符合的“实在”所指什么，这可能是一个见仁见智的、有待讨论澄清的问题。我们同意这样的见解：法学作为“理解的”科学或诠释(解释)科学，其“以处理规范性角度下的法规范为主要任务”，质言之，其主要想探讨规范的“意义”。它关切的是实在法的规范效力、规范的意义内容，以及法院判决中包含的裁判准则[26].职是之故，爱德华·拉宾教授说：“法律学者把法律作为一套被人们设计为一种意义体系的规范性述说(normative statements)来加以研究。……他们考察法律的内在结构和意义。”[27]在这里，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