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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玉坤：社会性别与艾滋病——全球化视域下的中国 个案 [摘要]HIV/AIDS 危机不只是一个大众健康问题，而是带有中国特色的发展挑战。艾滋病是 在势不可挡的当代全球化风潮、在中国改革启动后急速的社会转型过程中传入、传播并加剧 蔓延的。目前我国艾滋病疫情正处于由吸毒者、商业性工作者、同性恋男性等高危人群向低 风险或无风险的一般人群大规模扩散的临界历史关口。伴随性接触传播日益走向前台，妇女 的易感性和脆弱性也就愈加凸显出来了。然而，社会性别与艾滋病“ 问题”绝非只是妇女的问 题，而是深嵌在地区、城乡、社会群体及两性之间制度与结构性不平等之中的权力问题，因 而从根本上讲是一个人权问题和社会公正问题。实现不可或缺的社会公正尤其是社会性别公 正——在立法和国际政策框架内确认边缘群体的权利并进行赋权—— 已成为从根本预防和 遏止艾滋病的关键所在。男女不平等的政治特性呼唤我们对HIV/AIDS 挑战做出超越保健部 门的以社会公正为原则的政治回应。 [关键词]社会性别；艾滋病；全球化视野；社会公正 一、引言 像其他许多国家一样，发源于境外的艾滋病时疫不只是一个大众健康问题，而是带有中 国特色的发展挑战（潘绥铭等2006；Kaufman ，2005；Liu ，2004；Parish，2003 ）。 中国自上个世纪70 年代末开启国门之后，全球化通过价格、市场、劳动力迁徙、文化价值 观转变等日益影响到中国广袤疆域的各个角落，并导致了国家政策、市场力量和大众日常实 践的根本性转变（Hu，2005 ）。2001 年加入WTO 标志着我国进一步融入了国际大家庭。 作为地球村一偶，HIV/AIDS 危机正是在这种势不可挡的当代全球化风潮、在中国改革启动 后急速的社会转型过程中传入、传播并加剧蔓延的。然而，在彰显人权的国际主旋律中，我 国对植根于中国现实土壤的艾滋病的干预和应对策略亦愈来愈趋向于与国际接轨。 尽管是“舶来品”，艾滋病这一全球性危机在中国的流行却打上了鲜明的地方和时代烙印。 任何大众健康危机毕竟都是本国医疗保健框架内发生、发展和演变的，是整个社会经济动态 发展的一个缩影。尽管HIV/AIDS 是“机会均等” 的疾病，但其风险和脆弱性的分布却是极不 平衡的，人们应对风险的能力也各不相同。改革以来，一方面，我国城乡医疗保健体系的改 善并未与经济迅猛发展同步，另一方面大众健康却因工业化、城市化、大规模人口流动及预 期寿命增加导致的慢性病增多而更复杂化了（Liu ，2004；Yang et al ，2005 ）。与20 年 改革伴生的地区、城乡、不同社会群体及两性之间政治、经济、社会权力的多重不平等已投 射到其健康状况和获取保健服务的不平等上（China Development Research Foundationand UNDP，2005；Kaufman ，2005；Liu ，2004 ）。这就不难理解我国HIV 感染者和AIDS 患者为何以农村人口居多以及在初始阶段游离在危机之外的妇女何以越来 越成为HIV 风险与AIDS 负担的主要承受者[1]. 环顾全球，艾滋病的流行尚未呈现减弱的势头。在该时疫爆发翻过了四分之一世纪的今 天，全球4000 万左右HIV 感染者绝大多数生活在发展中国家，其中几乎一半为妇女 （UNAIDS and WHO，2005 ）。与性接触传播（含同性和异性）骤增伴生的是越来越多低 风险或无风险的妇女成为其固定伴侣性行为的无辜受害者。在印度，婚姻事实上已成为妇女 感染HIV 的主要风险因素。反观我国，HIV/AIDS 流行正处在其他许多国家曾经历过的由注 射吸毒者、同性恋男性、商业性工作者等少数高风险人群向其配偶和孩子传播的历史关口。 按国际经验，当艾滋病的性接触传播日益走向前台时，女性感染者的人数就会大幅上升。由 于女性生物与社会风险因子的推波助澜，社会性别因素在增加妇女易感性和脆弱性方面的作 用势必凸显出来。 然而令人遗憾的是，境内主流的艾滋病研究迄今仍很少触及该瘟疫的社会性别方面，而 为数不多的有关社会性别与艾滋病的研究多停留在简单而表浅地罗列男女不平等的生物基 础和社会文化成因，鲜有人从公共政策角度系统探究讨全球化引发的中国社会经济巨变对男 女感染HIV 和罹患AIDS 的不同影响。迫于压力，我国当下社会性别盲（gender blind ）或 社会性别中立（gender neutral ）的政策和项目着力于短期性的针对易感人群的行为干预和 针对病患者的关怀救助，却往往漠视了具有性别敏感性的消除贫困、提高妇女地位、改进男 女流动人口的权利与福利、改善有助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