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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2012年春运期间火车票供不应求状况分析和解决》文献综述　　春运问题已经成为每年的“物流一劫”，对无论是我国的交通部门、服务部门还是安全部门来说都是一场巨大的挑战。　每年都有无数学者努力分析、解决春运问题，无数关于春运的研究论文如雨后春笋般冒出。西南财经大学社会学教授韦克难教授认为（2005），有三大难题导致春运“候鸟”越来越多。其一，农民总体收入偏低，不得不靠迁徙来谋生。其二，农民工无法融入城市社区，成为城市边缘人群，　　无法获得稳定生活，只能年年漂泊。其三，城市化进程缓慢，拦住农民工进城脚步。同时，有四大举措能够解决春运问题，让春运退出历史舞台。其一，国家增加农业投入，提高农民收入，　　使民工不必为了求生而远走他乡。其二，给在城市内有稳定职业和收入者城市居民待遇，　　使其不必在家乡和城市之间来回奔波。其三，放开小城镇户口，为民工买社保，减少其生活压力。其四，有组织地让农民参与西部大开发，　　解决农民工就业问题的同时可以缓解中国东部的春运压力。这一观点主要聚焦于作为春运客流主体的农民工本身的生存状况，　　充满偏向人道主义关怀。南京大学社会学院社会工作与社会政策系陈友华、苗国（2009）认为，春运之所以会成为历史性大难题，原因远远不止以上三个。首先，有历史欠账的原因，新中国成立后逐步建立起严格的户籍登记制度，确立了我国的城乡与区域隔离制度。第二，改革开放、特别是市场取向的改革，某种意义上激化了春运严重程度。由于劳动力按照市场经济要求实现优化配置，人口迁移流动迅速增多。第三，城乡与区域发展的巨大不平衡，是每年巨量人口迁移的重要原因。第四是制度的松动，1986年以来城市的壁垒慢慢松动，民众充分享有自由迁徙权，对利益的追求使得流动人口潮形成。第五，制度性隔离仍部分地存在，政府拒绝给予流动人口平等待遇，导致流动人口生活难以稳定。第六，回家过春节是中国人的文化传统和感情需要。第七，中国内部超大规模的“移民经济”存在，中心化的城市发展战略和土地政策，使得农民很难割舍他们在乡下的土地，成为城市居民。所以，要化解春运难题，应该做到如下几点。一，应该解构隔离制度，并建构融合制度。　　应该对户籍制度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重构社会政策。二，公平配置公共资源，促进城乡与区域经济社会的均衡发展。三，增强民众的选择与应变能力。四，重新解读家庭文化。人民日报高级编辑袁晞（2009）的观点比较独特，认为春运主要问题就两个字，“人多”。他认为政府已经尽力在解决春运问题了，但是面对庞大的人口实在束手无策。所以他认为，人民应自发组织采取策略缓解春运压力。他的观点包括人们应该尽量避免过年期间的迁徙，各单位、学校应该把春节期间旅客的启程日期尽量错开，乘客尽早启程，争取春节前后一个月内每天旅客数量基本平衡等。对于乘客来说，这个观点无非是最实用的。但是笔者个人认为，对于缓解春运总体状况来说，光靠旅客自发努力不够。另外一个引起我兴趣的理论是复旦大学图书馆馆长，葛剑雄（2010）教授的观点。他认为春运的解决方案有两方面，第一，扫清农村人口城市化的障碍，和第二，从根本上消除利用火车票牟利的行为。他的第二个观点引起了我的强烈兴趣，但是我对“黄牛”行为是否是导致火车票供不应求的主要原因表示怀疑态度。经济学家朱广平（2010）认为，火车票购买出现一票难求，主要是因为政治原因和经济原因。他认为导致春运“买票难”是因为政府对铁路采取了完全垄断的措施，一来，他们无法预测整个市场需求的情况，　　所以总是导致出票数小于实际客流量。　　并且即使预测到了，也无法短期内得以调整，　　导致了目前铁路运输的严重短缺。二来，铁路运输的运作成本让整个社会来承担，由于受益单位化，　　铁路部门获得了社会资源会努力让自己单位收益最大化，　提高票价的同时不会提供好的服务。他认为最好的解决办法是政府应该放开对铁路的管制，　　加快铁路行业市场化以及对广大农民的人身管制的市场化，　　春运问题自然会迎刃而解。不像前几位，他的观点是最“学术派”的，没有从社会、人文方面入手，而是从纯经济、政治角度分析春运问题，是最令我深思的一个观点。　中央电视台广告经济信息中心主任郭振玺（2011）的观点则充满现代气息和乐观精神。　他认为，网上订火车票技术已成熟，随着订票网站的产生，可以大大提高购票效率和速度，旅客不必再通过在火车站排队或者打电话等低效率方式购票。　他相信，到2020年，一票难求问题会从根本上得到解决。　对于这一观点，我选择持保留态度。　中央电视台记者郭凯（2011）对春运问题的看法则聚焦在交通问题本身上。　　他认为，春运火车票难求，是因为其他可选择的交通方式不够。　　飞机票对于农民工来说过于昂贵，　　水路过慢而且通达地区有限，　　汽车又实在不利于远途交通。　　他认为通过每逢春运时改善其他交通方式（比如机票、高铁降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