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以后“国学”热的一个新动向--大学“国学系”的设立及结局.pdf

“五四’’以后“国学’’热的一个新动向 ——大学“国学系的设立及其结局 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尚小明 内容摘要 “国学系”是“五四”以后国学热与大学教育相结合的产物，它实际上成 了主张维护固有文化历史的各门各派国学研究者的聚合之地。各大学“国学系”讨论范围 不一，或以中国语言文学为主，或文、史、哲兼顾。从学术分科发展的趋势来看，“国学系” 的设立显然有些不合时宜，因此其结局是可以预料的。但“国学系”的消失并不意味着“国 学”的消失，国学的内容实际上被分解到了文学院的文史哲学系当中。透过“国学系”的 情况也可以看到，“五四”新文化运动对一些大学的影响，其实是很有限的。 “五四”运动的一个重要方面，便是对传统文化的大张挞伐，但耐人寻味的是，紧跟 着运动而来的，却是一股持续讨论与研究“国学”的热潮。更值得注意的是，这一热潮恰 逢中国大学教育开始快速发展的时期，两者密切结合，于是“国学”热遂由北平而各地， 弥漫学、教两界。继北京大学率先设立“研究所国学门”之后，清华大学有“国学研究院”， 厦门大学有“国学院”，燕京大学、齐鲁大学各有“国学研究所”，金陵大学也开办了“国 学研究班”。这些国学研究机构存在时间不一，影响大小有别，但不同程度均引起学界注意， 特别是前两者，更为后来研究者所津津乐道。不过让人稍感遗憾的是，在各大学设立国学 研究机构的同时，其实还有不少大学曾有“国学系”之设，但这一现象并没有受到研究者 重视。此问题不单是大学教育发展史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亦可藉此观察“五四”新文化 运动冲击之下学、教两界的新动向。 各大学“国学系”之设，基本是在“五四”后10年间。截止30年代前期，曾设“国 学系”的大学，计有厦门大学、金陵大学、持志学院、中国大学、大夏大学、北平大学女 子学院、郁文学院、齐鲁大学、沪江大学等校。其中，除沪江大学“国学系”于1934年设 立外，其它大学“国学系”都是在20年代设立的。从分布地点来看，北平3所，上海3所， 南京、济南、厦门各1所，京、沪两地实为国学教育氛围最重之地。 依照设立时间，厦门大学“国学系”是最早的一个。它的前身是厦门大学“国文部”， 1923年改为“国学系”，约于1930年结束。这个“国学系”与北大关系极为密切。首位系 主任陈衍(石遗)乃前清举人，清末曾任京师大学堂经史教习，民国初年继续在北京大学 文科任教。他1926年辞去厦大“国学系”职务后，系主任职务一度由北大研究所国学门主 任沈兼士担任。沈之后，则先继由李笠、周岸登出任。李为浙江瑞安人，自学成才，私淑 同邑孙诒让；周为四川威远人，前清举人，为近代著名词家。教授方面，沈兼十之前在“国 学系”任教者，除陈衍外还有毛常、郝立权、缪篆等。毛民国初年曾入北大文科学习，后 又任北大预科讲师；郝毕业于北大中国文学系，为刘师培弟子；缪则为章太炎弟子，江苏 泰县人。1926年随沈兼十到厦大“国学系”任教者，有鲁迅、罗常培、顾颉刚、容肇祖等， 均为北大人。其中，鲁迅曾任北大中国文学系讲师；罗毕业于北大中国文学系，为“国故 315 派”重要成员：顾毕业于北大哲学系，为研究所国学门助教：容则是刚从北大哲学系毕业 的学生。沈兼士之后入厦大“国学系”任教者有余謇、朱棒曜、朱葆龄等。其中，余为前 清举人，1913年北京大学文科首批毕业生，陈衍弟子。朱桂曜毕业于北平师范大学国文系， 朱葆龄则为前清附生。1 金陵大学“国学系”的设置晚于厦大“国学系”一年。它的前身是金陵大学“国文系”。 1924年秋，在胡小石等筹划下进行课程改革，将本科学程分为文学、史学、哲学三组，“因 为内容包括文学、史学、哲学三种，故名为国学系，不叫国文系。”2这个“国学系”存在 时间只有3年半，到1928年初结束。初由胡小石主系，1926年春起由陈钟凡主系。胡小石 为李瑞清弟子，与章太炎弟子黄侃等关系密切。陈钟凡毕业于北大文科“中国哲学门”，为 刘师培、陈汉章弟子，“国故派”重要成员，后又经陈柱介绍，列陈衍门下。金大“国学系” 教授主要有马宗霍、冯沅君、束世潋等。马宗霍为章太炎弟子：冯沅君为陈钟凡主持北京 女子高等师范学校国文系时的弟子，毕业后又入北大研究所国学门：束世潋则毕业于南京 高等师范学校文史地部及东南大学历史系，为柳诒征弟子。3 持志学院“国学系”设立于1925年，1939年停办。这个“国学系”的一个突出特点， 是它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