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锦清：中国研究的立场与方法.doc

在复旦大学哲学系五十周年系庆上的讲话 尊敬的复旦校﹑系领导和老师们，尊敬的各位系友： 在庆祝复旦哲学系建系五十周年的大会上，哲学系将“守护思想，引领时代”这八个大字写在哲学系的旗帜上，这既是对哲学使命的重新确认，更需要抗斥流俗的巨大勇气。对此，请允许我代表系友对我们共同的专业——哲学——献上一份敬意，同时也对哲学系表示一份深切的期待。 当一个时代的思想需要哲学加以守护的时候，这或许表明，这个时代想摆脱思想的引领而卷入感官与物欲的狂欢。1994年，著名作家王蒙写了一篇题为《告别崇高》的文章。数年以后，作家王力雄撰写《渴望堕落》。从《告别崇高》到《渴望堕落》，显示出物欲释放的轨迹。改革开放以来，我们一方面见证了民族现代化的快速推进，见证了工业化和城市化令人惊叹的发展；另一方面，我们也经历了被市场与广告掀起的物欲汹涌澎湃。私人财富试图执行起重新安排社会地位的职能。然而物极必反，恰如老子所云：“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五味令人口爽；驰骋畋猎令人心发狂；难得之货令人行妨”。物欲之膨胀引发人与自然﹑人与人的冲突达到一个临界点。一个重返思想与信仰的时代必将来临。那时，思想将无需哲学勤加守护，因为哲学就是民族思想与信仰本身，哲学之外并无思想。 思想为了引领时代，一方面需要走出书斋﹑深入社会，在经验层面全面地认识社会。另一方面，也要与时代层面的喧嚣保持足够的距离，保持一颗“孤且足持”的哲人之心。让思想自由的穿梭古今、驰骋中外。以便更深刻的体悟时代的真实渴望与稳定的脉动，指向不确定未来的民族总需要思想或信仰的引领，这对我们这个尚未完成现代化进程的十三亿人口的民族来说，尤其是这样。 让思者聚集在“守护思想、引领时代”的旗帜下，为我中华民族的崛起而思；让哲学守护着思想，让思想永远守护着我们五千年延绵不绝的中华文明。  三农研究已经有好几年历史了，各个研究机构和学者对三农问题的微观研究、个案研究已经积累了大量的、丰富的实证资料，这对于我们认识当代中国的三农问题提供了大量的原始素材和基本理解。但是这几年的讨论也越来越发现，单纯的个案实证研究，它的弊端是有可能只见树木，不见森林。所以，如何把三农问题放在中国整个改革开放和现代化进程中来理解，而且把中国放在整个世界背景，即资本全球化的背景下来理解，是一个刻不容缓的任务。这里，我提几点自己的看法。 我要讲的主题，名字是老的，就是立场、观点和方法。在马列主义的话语中，这是老生常谈。我这里之所以采用这种老话语，是想赋予它一点新的含义。 一、立场 我认为立场问题是一个关键问题。我对立场采取了一个比较宽泛的理解，简单地说就是你站在哪里？站在什么时候，什么时空，也就是你站在什么样的时空来看问题，因为这决定了你观察问题的整个视角。所以立场的第一个涵义，是一个时间涵义。我把时间区分为两种：一种是物理时间，比如公元多少多少年，现在我们是2003年7月9日，这个时间是全世界各国都共享的一个时间。第二种时间（我觉得更重要）是历史时间。对于历史时间，如果我们还采取西方关于历史进步的概念的话，那么，我们不得不得出结论：各个国家在整个自己的发展史、发展历程上并不是站在同一历史时间段上的；如果我们把当代中国当作是从农耕社会向工商社会转轨的话，如果这样一个大的概括还有效的话（因为我相信还是有效的），我们就不能不提出一个关于历史时间的概念。因为这两个概念在中国，当然在一切第三世界都交叉重叠着，这就引起了我们认识上的巨大困惑。 先举一个简单的例子来说明这个问题。比如说，对广东孙志刚事件，舆论和中央立即作出反应，取消了82年那个关于乞丐和流浪者的遣返条例。这个条例8年以后迅速扩展到一般所谓的“三无”人员和农民工，当然带有一种歧视的性质，并在遣返的过程中出现一些暴力，甚至是非人道的做法。上海去年遣返了20万人，前年大概18万人，再前年大概是16万人。在这个过程中出现孙志刚事件，舆论作出的反应是：这是不人道的，也是非人权的。这个事件也叩动了知识分子的良知，政治家也不失时机地利用了这个机会，他的话语就是人权——人的基本权利。但是，当这个事件（即取消遣返条例）发生以后，就迅速地发现：在江浙沿海一带，尤其是杭州那里，因为把遣送变成救助，就设了很多救助站。而救助站按照它的要求，是对那些来杭州打工的民工，如果找不到活而没有饭吃，它有一个救济的任务，即给饭吃。结果只实行了一个多礼拜，饭就不够吃了。因为大批人来就吃，吃完了以后就逛西湖，去找活，也有不找活的，晚上再来吃。结果他们（民政部门）就高度紧张：说怎么办？在江浙和上海，民政部门就迅速开展对策：第一就是扩大财政以及（增加）这方面的工作人员，目的就是区分什么人应该给饭吃，什么人不给饭吃。这样就可能产生一种歧视性的政策：你怎么鉴别他怎么给饭吃，他又不给饭吃？另外，他们向中央提建议，这就是原来发达地区向贫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