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色经典电影中的抗日叙事.docVIP

红色经典电影中的抗日叙事 　　抗日战争是中国现代历史上的一件重大事件，它不仅仅是中华民族反抗外敌入侵的历史，同时也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人民为了这场战争的胜利献出了巨大的人力、物力，一批批优秀的中华儿女用他们的生命和鲜血谱写了这曲共和国的颂歌。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为了缅怀那段岁月、缅怀那些在战争中做出巨大贡献的人们，国家拍摄了很多这方面题材的电影，象《地雷战》、《地道战》、《闪闪的红星》、《小兵张嘎》、《平原游击队》、《铁道游击队》等，被称为红色经典影片。这些电影在当时非常轰动，可谓妇孺皆知。哪怕到了今天依然为很多人所熟悉。 　　一、抗日叙事的空间场景——农村 　　看了这些红色经典影片，我们不难发现，所有抗日活动的空间场景都发生在农村，这跟我国当时的国情是息息相关的。中国是一个农村人口比重较大的国家，以农耕为主要的生产方式，最为重要的是农村地区幅员辽阔，日伪的统治力量相对比较薄弱，这样便于开展革命抗日活动。毛泽东同志在《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等一系列著作中就明确阐明了中国的革命道路必须走农村包围城市这样一条道路，这是最符合中国国情的革命方式。相反，城市里敌人的力量相对比较集中，不易于开展革命活动。这样的一条符合中国国情的革命道路也反映在红色经典影片中。《地雷战》、《地道战》、《闪闪的红星》、《小兵张嘎》、《平原游击队》、《铁道游击队》等都是发生在农村的抗日活动。 　　《地雷战》的空间场景是中国胶东的丘陵地带，由于地形地貌的复杂，适宜于地雷的埋藏和地雷阵的摆布，因此，影片展现在我们面前的是胶东一带一道道的山梁、山道、山沟和山村。《地道战》的空间场景时冀中平原地区，那里一马平川，土质又好，非常适宜于挖潜地道，自古以来，很多人家就有存放粮食和物品的地窖。因此，影片展现在我们面前的是一望无际的青纱帐掩盖下的地道，是家家户户的屋舍、锅台以及水井下的地道。 　　空间也并不是僵死的、静态的，空间应该是动态的，它离不开人物的活动。离开了人物的活动也就不能称为真正的空间。所以说空间应该是一个开放的体系，人物的活动、相对应的时间等都应该是特定空间的组成部分。旧中国的农民占中国人口的百分之八十以上，他们既具有善良、纯朴的一面，又具有勇敢、智慧的一面。影片正是围绕了一些既普普通通又光彩照人的人物形象而展开。《地雷战》中高家庄党支书高老忠为敲钟报警掩护群众而牺牲在大树旁的高大形象，成为了激励高家庄人民抗击日寇的力量源泉。年轻一代的农民，有民兵队长高传宝和赵虎，他们勇敢顽强、机智灵活，是抗日武装的中坚力量和带头人。不仅如此，影片还刻画了中国农民的群像，《地道战》、《地雷战》中争先恐后挖地道的农民，热热闹闹造地雷的农民，在敌人威胁下临危不惧的农民，打击侵略者吋全民皆兵、舍身忘死的农民，这些细节组成的长镜头，多角度、多侧面地深化了主题，也使得农村这一抗日的空间更富有血肉感，更有灵性。农村就像母亲一般奉献出她的优秀儿女去抗击日寇的侵略。 　　二、意识形态化的抗日叙事 　　中国的现代文学自从五四以来与政治的关系就比较紧密。1937年7月全面抗战爆发后，文学与政治的关系更加紧密，文艺界空前团结起来，他们利用文学进行抗日宣传，挽救民族危亡。毛泽东更是在1942年发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将文学与政治的关系在理论上推向了顶峰。毫无疑问，抗战时期的文学叙事呈现为意识形态化。这种意识形态化到了解放后的一段时间里并没有完全消退，反而愈演愈烈，整个文学叙事的意识形态化倾向更加浓烈。拍摄于五六十年代的这些红色经典影片在很多方面也体现了这种意识形态化。 　　情节结构上，安排的都是敌我双方对阵的简单的二元对立模式，并且敌人的力量总是大于我军的力量，但是面对敌人的强大我们并没有被吓倒，我们总是利用一切可能的手段去打击敌人。比如《地雷战》中用地霄去“招待”敌人，《地道战》中用地道去和敌人斡旋、斗争。最后的结局也总是我们以弱胜强，痛击敌人。这种结构安排的意识形态性非常明显。 　　战略战术上也体现了意识形态化的特点。党的领导人毛泽东同志系统总结了一套用以指导全军的战略战术。具体表现在《论持久战》、《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关于红军作战的原则》等一系列著作中。这套战略战术的核心就是展开运动战、游击战为主的作战形式，“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灵活机动地打击敌人。《地雷战》、《地道战》、《闪闪的红星》、《小兵张嘎》、《铁道游击队》等都采用了游击战的作战方式，这些游击队员平时有的隐藏在青纱帐中，有的隐藏在芦苇荡中，有的化装为普通的老百姓，他们都神出鬼没，时不时地伏击敌人，让敌人晕头转向，沉痛地打击了敌人。 　　人物刻画上也有意识形态化的特点。这些影片的人物刻画呈现了一种类型化的倾向，所有的正面人物都是采取了“高、大、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