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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中介发展与技术进步 ——来自中国省级面板数据的证据 姚 耀 军1 钱水土2 1浙江工商大学金融学院 浙江·杭州 310018 2浙江工商大学金融学院 浙江·杭州 310018 摘 要：根据内生经济增长理论中的新熊彼特增长模型，金融发展能够促进技术进步从而推动长期经济增长。本文利用中国大陆省级面板数据对金融中介发展与技术进步的关系进行了实证检验。基于对银行信贷决策自主性程度的考虑，私营企业及个体贷款占贷款总额的比例这个指标被用来度量金融中介发展水平。在控制了人力资本、外商直接投资、专利保护水平及其证券化水平之后，本文发现，金融中介发展对技术进步具有非常显著的正向解释力。 关键词：内生增长理论；金融中介发展；技术进步 一、引言 在AK模型框架下，金融发展可能通过三种途径促进长期经济增长(Pagano,1993)：其一是提升广义资本（含物质资本、人力资本、技术知识）的边际生产率；其二是增加储蓄率；其三是增加储蓄投资转化率。途径一的机理又有多种形式，例如，金融发展能够使更多的储蓄用于生产效率高但流动性差的项目投资(Levine,1991)；金融市场分散风险从而鼓励企业采用更加专业化的技术(Saint-Paul,1992)；金融中介收集和处理信息，便利于资金流向社会回报更高的项目(Greenwood Jovanovic,1990)。在AK模型中，技术知识作为智力资本与实物资本等一道被总括进广义资本之中，这种做法抹去了技术进步(创新)和资本积累之间本质上的区别。另外，AK模型假定生产活动总是有效率从而技术进步是自动发生的。与之相比较，新熊彼特增长模型沿袭了Schumpeter(1934)的思想，强调技术创新是经济增长的动力，认为技术进步来自于有目的的RD活动，并通过某种形式的事后垄断获得报酬。但在关于经济增长的新熊彼特增长模型中简单地引入金融因素未必就会使我们获得新的洞察力。不过如果考虑了代理成本，那么在新熊彼特增长模型框架下，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的意义就显得十分重要了(Aghion Howitt,1998)。 在King Levine(1993)的开创性研究中，他们对Aghion Howitt(1992)所构建的一个新熊彼特增长模型进行了拓展，融合了两种熊彼特观点：第一是利润的动态变化决定了创新的动态变化；第二是由于金融机构对企业家所进行的风险性创新活动进行评估及其提供融资，因此金融机构对企业家的创新具有重要影响。在他们的模型中，金融机构在评估企业家所进行的风险性创新活动时是有耗费的，这属于代理成本。金融体系越发达，则这种代理成本越低（因为存在规模经济），进而将促进技术创新，推动长期经济增长。另外，通过抛弃效用是消费的线性函数这个假设，他们的研究也表明，金融体系的存在也使得创新活动的风险得到了分散，这也将促进企业的技术创新。跟随King Levine(1993)，基于新熊彼特增长模型框架并结合金融微观理论的进展，很多文献研究了金融中介对技术创新及其长期经济增长的意义。例如，de la Fuente Martin (1996)假设企业创新成功的概率取决企业家的努力程度，而努力程度只能以一定的成本不完全被外部人所监测。这种信息摩擦导致金融中介机构作为代理监督者出现。金融中介机构与企业家签订的合约通过激励和监督的结合，导致了企业家最优的努力程度。随着监督成本的降低，企业家能够获得更加优惠的贷款条件，从而产生更高水平的创新活动，促进经济的长期增长。Blackburn Hung (1998)得到了一个与de la Fuente Martin (1996)完全相同的结论，但在他们的模型中，企业研究与开发的结果被假设为私人信息（只有企业可以直接观察到创新项目是否成功），从而这将导致道德风险问题，因为企业总是有激励声称项目失败以便不偿还贷款。与de la Fuente Martin (1996)相比较，在这里，不对称信息是关于项目结果而不是企业家的努力程度。 在实证研究方面，Beck, et al. (1999) 基于跨国数据发现，金融中介发展对全要素生产率(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TFP)的增长率具有显著正向影响，但其与资本积累的联系是微弱的。Nourzad(2002)基于跨国数据也发现，金融深化对TFP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Arestis,et al. (2006)发现，在OECD国家，金融发展促进了TFP的提升，但其促进作用在时间上是递减的，并且依赖于过去的效率状态。Rioja Valev(2004)发现，金融中介发展促进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仅在发达国家中出现，在发展中国家，金融中介发展是通过促进资本积累而促进经济增长的。Tadesse(2007)基于跨国产业数据发现，产业技术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