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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涯转换的非传统策略 第一部分 前言(1) 我们往往认为，成功地改变生涯，其关键在于先要知道我们接下来想干什么，然后利用所知来指导我们的行动。然而，生涯改变通常是以另一种方式发生的，即行先知后。为什么呢？因为改变生涯就意味着要重新界定我们的工作认同———在所扮演的职业角色方面，怎样看待我们自己，我们把自己的什么信息传达给他人，最终，我们是怎样工作和生活的。生涯转换就遵循着行先思后的顺序。因为我们是谁与我们是干什么的，这二者之间是紧密相连、密不可分的。这种紧密联系是多年行为累积的结果，要改变它，我们必须求助于形成它的同样方法，也即用行为来改变它。 多数时候，工作认同的改变是渐进的、自然的，甚至察觉不到我们已经改变了多少。但有的时候，我们会在不经意间发现，有一段时间，改变工作认同的欲望急不可待。我们是干什么的？我们想设法解决这一难题，试图猝然一击，用新的、更吸引人的自我来取代旧的、过时的角色。结果，我们愚弄了自己，为什么？因为，就像理查德·帕斯卡尔在《混乱边缘上的冲浪游戏》（SurfingtheEdgeofChaos）中所评述的：“与其说成年人可能去思考如何产生一种新的行动方法，还不如说他们更可能采取一种能产生新的思考方法的行动。”同样，我们也是以这种方式重新思考我们自己：逐渐地把我们自己展现在新的世界、关系和角色面前。 本书是对职业生活中形形色色的、在毫无目的地漫游的人如何改变其生涯的研究。近距离地去看一看，他们实际做了什么，既不是他们应该怎么去改变，也不是事后诸葛亮似的说明如何去准备，而是要揭示出至关重要的、反传统智慧的两点：第一，我们不是一个自我，而是众多自我。因此，我们不能简单地用新的工作认同去替换旧的工作认同，或者把工作认同1.0版简单地升级为2.0版；要重新创设我们自己，就必须度过一段转换期，在这段转换期内，我们重思、重构多种可能性。第二，要想彻底解决如何重新创设我们自己的问题，几乎是不可能的。因此，重新创设自我同样难以用一种计划有序的方法进行。从预想、检验个人可能的未来这一多步骤过程开始，成功的可能性较大，与此相比，成功较少依赖于一开始就知道的个体内在的、真实的自我。在我们重新创设自我的过程中，标准是在变化的。由于标准的变化，我们需要以直接经验去评价各种可供选择的方法，而自我反省是不能替代直接经验的。 这至关重要的两点是一组非传统策略的基础，这些非传统策略把那些貌似神秘的、通向生涯转换之路的东西转化为我们任何人都可以采用的“做中学”的实践。我们通过采取行动，开始这一转换过程。 皮埃尔：从精神治疗师到佛教僧侣皮埃尔·葛拉德，是一位38岁的法国畅销书作家，也是一位成功的精神治疗师。他非常清楚地记得他所参加的那个晚宴。在那次晚宴上，他和一个在法国西南部皈依佛教的欧洲人一见如故。皮埃尔对佛教一直很感兴趣，而那个佛教僧侣则对皮埃尔的精神治疗专业、对人们怎样哀悼亲人的逝去兴趣有加。那天晚上，皮埃尔与佛教僧侣的结交把他领进了一个他以前根本就不曾想到过的领域。 通过艰苦的训练，我成了一名精神治疗师。刚开始工作时，我是在一所医院的艾滋病科做实习医生。当时，预防艾滋病的药物还没有出现。这意味着我要学习如何与快要死亡的病人相处，学习如何面对死亡。在做实习医生期间，下午的时间基本上由我自由支配，于是，我就利用这段时间去做艾滋病热线的志愿者。后来，我转到减忧中心工作。在那儿，我给一位医生做助手，正是这位医生帮助了我，改变了我的职业生涯。这位医生并不赞同传统医学中的中立态度，她鼓励我“去理解病人，去学习”，并且建议我参加她为减轻病人的忧虑而创立的学位课程学习。 在减忧领域，你可以看到各种非常差劲的病理学理论。我本来应该一直学习纯精神病学方面的内容，诸如性变态心理、妄想狂之类的内容。但是，我对这些根本不感兴趣。我感兴趣的是，人的心灵是如何体验身体上的病理变化的。大约就在这段时间，内心的兴趣促使我去为处于居丧期痛苦中的人创建一个支持团体。这时，在艾滋病科做实习医生的经历、主持热线的志愿者经历、减忧中心的工作经验，以及建立支持团体的经验，所有这些因素集中在一起，促使我写出了第一本书。那是一本论述人类如何面对忧伤的书，它非常畅销，以至于最近五年我不得不花费许多时间去主持关于这一主题的讨论会。我喜欢这样的生活：写作、训练、以简单的词语来交流技术性知识。 从医学院毕业后，皮埃尔创建了一家私人诊所。然而，私人开业的实践除了让他过上了优裕的生活外，并未使他对古典精神分析疗法真正产生过兴趣，相反，他非常喜欢作为团队中的一员而工作。他提醒自己，精神治疗的实践只是暂时的，也将是一段很好的经历。“我觉得有必要证明自己能做好工作，”他回忆道，“我认为，我可以帮助病人，而且会使病人康复得一个比一个好。”皮埃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