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大教授论文刘春田：民法原则与商.docVIP

刘春田：民法原则与商标立法 《知识产权》2010年第1期 民法原则与商标立法 刘春田* *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知识产权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摘要：商标法从诞生起，历次修改虽然具体任务不同，但是方向和结果是明确的，除了商标制度本身的技术性问题外，都体现了对商标法的本性——民法的回归。正在进行的商标法第三次修改应当贯彻民法原则，认真思考和解决民法与商标的关系、商标法中实体规范与程序规范的关系、未注册商标与注册商标的关系、商标法中私权利与公权力的对立统一、商标注册机关的职能和法律定位等方面的问题。 关键词：民法原则 商标法 修改 我国商标法正在进行第三次修改。作为民事立法，本文拟就修改商标法应当注意的基本原则性问题，提出两方面的建议，供立法工作参考。 一、修订商标法在一定意义上是进一步实现对民法的回归 商标法属于民法，是不争的事实。无论我们是否意识到，商标法从诞生起，历次修改虽然具体任务不同，但是方向和结果是明确的，除了商标制度本身的技术性问题外，都体现了对商标法的本性—民法的回归。商标法自1982年颁布以来，中国社会发生了巨大变化。商标法也与时俱进，相继做了两次修改。前两次修改的特点是，任务明确，内容具体。第一次修改着眼于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第二次修改意在克服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法律障碍。因此，这两次修改具有不同程度的被动性、局限性和短期的实用性。本次修改，除了具体的目标外、更重要的应当有明确的指导思想，和一以贯之的原则。这个思想就是法治思想，这个原则就是民法原则。此番修改，客观上具备较大的主动性，有条件以客观、理性的态度，以商标权的私权本质为基础，以建设法治社会为目标，遵循法治的精神，放眼长远，从容设计，力所能及的将商标法修订成为一部较为完善的，符合市场经济发展，更好地为中国的现代化服务的民事法律制度。为此，既要做到“入乎其内”，洞悉商标制度的特殊规律，科学的构建商标法的自身系统;又要“出乎其外”， 克服部门立法造成的思维局限。修改法律应当坚持民事立法的基本原则，有效节制行政部门的权力扩张，坚持系统化方法，立足宏观大局，使商标法成为社会主义法律体系有机组成部分。 中国商标制度的百年历史，随经济、社会的发展，走过了一个“之”字形的道路。清末，自1904年开始施行商标制度。其后，经济也曾一度发展，日本入侵中断了这一进程。新中国成立后，1950年颁布《商标注册暂行条例》，反映了建国初期多种经济成分并存条件下的市场经济状况，奠定了以保护商标专用权为基础的现代商标制度。经过1956年经济领域的社会主义三大改造，中国变为生产资料单一的公有制经济，由此建立的计划经济体制，使商标制度失去了生存的经济基础，名存实亡。1963年颁布的《商标管理条例》施行商标强制注册，商标实际上被异化，成为财产的同一所有人，公有制所有权的管理人——政府，对其下属——企业实行计划管理和质量控制的手段，商标注册人之间同属一个财产权主体，商标，失去了作为区分不同所有者来源的功能。改革开放，逐步恢复了多元经济，我国逐步重建商标法制。1982年颁布商标法以来，经历了大约三个不同的历史阶段，立法原则与指导思想也几经变迁。最初立法，公有制经济基础，天经地义;计划经济体制，不可动摇。此时思想上的最大解放，是承认社会主义存在商品生产，商标法主要职能是服务于初期的改革开放，为商业活动提供尽可能的法律保障。但是，商标制度之于计划经济，犹如冰火，不可同炉。和其他法律一样，商标法不可避免地受到计划体制的制约，那种条件下有关商标的规范性文件所指的商标，严格讲，还不是今天市场经济相对发展条件下，私权意义上的商标，而是从管理手段向私权的过渡。在计划经济的大环境下，第一部商标法为商业活动中的标记使用提供了大体的准则，为我国商标立法奠定了基础，构造了雏形。第一轮修改，放弃了计划经济，转而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商标制度开始向私权法律进行基因转变;第二轮修改，面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商标法必须适应融入全球经济体系的需要。当时，在修改法律问题上，既有内在动力，又有外在的压力，同时也有原有体制造成的阻力。在一定意义上，世贸组织的门槛，作为修改商标法的“外援”，成了对商标法作出重要而理性修改的推手。纵观以往的立法与修法，多少都带有不同程度直接的、短期的功利性和被动性。主要两个特点： （一）计划经济体制的影响，根深蒂固。商标法每次修订都有明显的进步，但计划体制作为一种基本经济制度，一种长期实实在在的存在方式，一种天经地义、神圣的、不容置疑的范式，曾经深刻而持久的影响了中国几代人的生产与生活，影响着立法、执法、司法活动。也影响了公众的思维与价值判断。计划经济作为一种制度血统，如同遗传因素，不可能短期被清除，在一定程度和范围仍然起作用。其中既有硬件的制度规定，也包括思想、观念、和长久形成的积习直接反映到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