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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农村人口城乡迁移规模的实证分析 卢向虎/朱淑芳/张正河 　　原载《中国农村经济》2006年第1期　　「作者简介」作者单位：卢向虎，重庆工商大学，中国农业大学经管学院；　　朱淑芳，重庆工商大学；　　张正河，中国农业大学　　「内容提要」本文以托达罗城乡人口迁移经济行为模型为理论基础构建了计量经济学经验模型，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农村人口城乡迁移规模进行了实证分析，得到以下结论：第一，中国城乡实际收入差距扩大已显著地阻碍了农村人口向城镇的长期迁移。第二，城乡人口迁移规模的扩大并不是导致城镇失业增加的原因，而城镇失业却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农村人口的城乡迁移。第三，制度因素对农村人口城乡迁移规模的影响是复杂的，城乡人口迁移规模随着制度约束的减弱而逐年增加。　　「关键词」农村人口/城乡迁移/实证分析　　随着市场化改革的深入和经济成分的日益多元化，计划经济时期形成的抑制人口迁移的政策性壁垒逐步削弱，农村人口的迁移权利不断扩大。同时，城市经济的发展使城市部门对劳动力的需求不断增加，日益扩大的城乡差距也迫使农村的大量剩余劳动力到城市谋求出路。农村人口向城市迁移推动着中国人口迅速城市化。1978～2003年，中国的城市化水平由18％上升到40.53％，城镇人口也由1.8亿人增加到5.2亿人，增长了近3倍。但是，由于统计数据和统计口径等问题的困扰，迄今为止，对改革开放以来农村人口城乡迁移规模的实证研究仍是空白。本文将在测算历年农村人口城乡迁移规模的基础上，试图以托达罗模型为理论基础构建计量经济学经验模型，并对此展开实证分析，以期为促进中国农村人口城市化提供有价值的政策建议。　　行文之前，首先做以下说明：本文中的城乡迁移仅指农村人口向城镇迁移，鉴于汉语表达习惯，本文未采用“乡城人口迁移”的说法。中国官方公布的城市化率是用城镇常住人口与全国总人口的比值反映的。本文中的农村人口城乡迁移规模也是以城镇常住人口为基础测算的。因此，本文中的农村人口城乡迁移仅指农村人口向城镇的长期迁移，即农村人口转变为城镇常住人口，并不包括以打工为目的的农村人口向城镇的短期流动。　　一、基本假说　　无论是W.A.Lewis 的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二元结构模型”，还是M.Todaro 的城乡人口迁移经济行为模型，抑或是E.G.Ravenstein等人提出的“推拉理论”，均把城乡实际收入差距作为导致城乡人口迁移的重要原因之一。改革二十多年来，中国的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与农村人均纯收入的比值已经由1982年的1.98倍扩大到2003年3.23倍。因此，本文建立假说一：中国城乡收入差距的增加促进了农村人口城乡迁移规模的扩大。　　M.Todaro 的城乡人口迁移经济行为模型认为，城市失业规模的增加降低了农村劳动力在城市部门就业概率，从而阻碍农村人口向城市迁移。人口迁移的“推拉理论”也把城市失业规模作为阻碍农村人口城乡迁移的重要因素之一。目前，中国城镇登记失业人口规模已由改革初期的271.4万人（1983年）增加到800万人（2003年）。因此，本文建立假说二：中国城镇失业规模的增加阻碍了农村人口城乡迁移规模的扩大。　　在中国，农村人口的城市化有着与其他发展中国家不同的制度背景。计划经济时期形成的户籍制度以及在此基础上建立起来的社会保障制度、农村土地制度、城市用工制度、子女教育制度等一系列制度构成的制度体系一直阻碍着中国农村人口向城市迁移。但是，随着改革的深入和经济的不断发展，某些阻碍农村人口城市化的制度已经消亡（例如食品配给制度），某些制度的阻碍作用也逐渐减弱（例如户籍制度、城市用工制度）。因此，本文有理由建立假说三：制度因素是阻碍中国农村人口城乡迁移的重要因素，它对农村人口城乡迁移规模的影响随着时间的推延逐渐减弱。　　二、基于托达罗城乡人口迁移模型的计量经济学经验模型的构建　　托达罗城乡迁人口移经济行为模型认为，农村人口是否向城市迁移，取决于城乡居民的预期收入差异，而不是城乡实际收入差距；城乡人口迁移规模是城乡预期收入差距的函数，二者的关系可表示为：M=f （d ）；f＞0.其中，M 为农村人口迁入城市的规模；d 为城乡预期收入差异；f＞0则表示人口流动是预期收入差异的增函数。　　城乡预期收入差异为：d=w.π-r.其中，w 为城市实际工资水平；π为农村劳动力的城市就业概率；r 为农村平均实际收入。因此，M=f[（w-r ），π]，即农村人口城乡迁移规模是城市就业概率（π）和城乡居民实际收入差距（w-r ）的函数。　　托达罗把向城市迁移的农村人口所面临的城市就业概率π定义为：π=（γ。N ）/（S-N ）。其中，γ为现代部门工作创造率；N 为现代部门总就业人数；S 为城市地区总劳动力规模。则γ。N 为一个国家的城市现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