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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权力制约问题探讨 我国《宪法》规定：“国家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权力是社会主体为了某种目的而支配或影响客体行为的力量。然而，没有被监督的权力或权力的无限运用必然导致腐败与专制的产生。那么，如何加强对权力运行的管理和监督？笔者认为，建立权责一致、责任明晰的岗位行政权力运行体系，全面、切实地落实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是行之有效的方法。 一是权力过分集中。权力本身具有工具性、强制性、扩张性和侵犯性等特点，权力的这些特点决定了权力与腐败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权力过分集中为少数人滥用权力提供了可能，而没有制约更使可能变为现实。邓小平同志曾深刻指出：“权力过分集中于个人或少数人手里，多数办事的人无权决定，少数有权的人负担过重，必然造成官僚主义，必然要犯各种错误，必然要损害各级党和政府的民主生活、集体领导、民主集中制、个人分工负责制。” 二是权力缺乏制约。按照权力运行的规律，权力越大越关键，越应受强有力的制约，而我们现行的体制恰恰相反，权越大，限制越小。体制和机制存在着缺陷，给权力所有者提供了以权谋私的机会；也正因为制约乏力，使得少数人更是有恃无恐，肆意妄为，以身试法，最终走向犯罪。记得陈克杰在剖析自己的犯罪根源时说过这样一句话：“到了我们这一级的干部就没人管了，监督形同牛栏里关猫，进出自由。”而现实生活中这样“没人管”、“进出自由”的领导干部大有人在。 三是权力缺乏监督。现实生活中，权力的所有者与权力的行使者相对分离。权力是人民赋予的，但由于民主政治建设不够深入，群众不能对权力的实施进行有效的监督。一方面，体制的运作缺乏公开及透明度，很多事务都是领导说了算，“暗箱操作”，群众根本不了解内情，监督自然无从谈起。另一方面，群众对权力的监督缺乏制度的保障，绝大部分的人民被隔离在权力之外，对权力的监督很难到位。当权力脱离了权力所有者的控制和监督时，就会变成少数人谋私的工具，这就是公共权力的异化。 一是法制建设滞后。一方面法制建设存在着滞后性的特征，往往是“事后立法”，客观上给腐败的滋生提供了空间。个别执法人员缺少政治觉悟和职业操守，权钱交易、歪曲事实、徇私枉法，严重影响了司法公正。另一方面，执法机关和纪检监察机关在实际工作中，受行政力的干预较大，常常出现下级机关向上级“请示”，上级机关向下级下达“批示”的怪现象，严重影响了公正性，给腐败分子提供了逍遥法外的漏洞。尤其是在当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尚不完善、法制建设尚不健全、监督机制尚不到位、自我约束意识尚未完全形成的情况下，一定程度上存在着上级鞭长莫及，同级处理不力，下级无能为力现象。 二是形式的东西过多。权力约束上的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在实际执行中是说起来重要，做起来次要，雷声大、雨点小，说一套，做一套，表里不一；把宣传教育活动当运动，重一时一月，轻长效持久，宣传月是轰轰烈烈，平时是冷冷清清，会上是认认真真，会后是平平淡淡；上面重视，下面忽视，你说你的，我干我的，事不关己，高高挂起，起不到监督、约束的作用。 三是惩处的力度不够。一些党员干部存在好人主义和庸俗作风，致使执行力不强，执纪偏宽偏软，瞒案不报，压案不查，查而不处，处而不究，纠而不正的问题仍然存在。一些部门和领导对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不配合不支持，干扰甚至对抗纪检监察机关对案件的查处，导致对违纪行为定性不准，处理不力，教育不深，认识不够，效果不明显。其结果就是犯罪的成本低，腐败分子存有侥幸心理，不利于反腐倡廉。 党风廉政建设是一项系统工程，就是要着重解决好有权力而没责任或者说只要权力，不负责任的问题。从这个角度来说，解决权力运行中的问题，与党风廉政建设要着力解决的问题是一致的。要解决权力行使中的问题，加强对权力运行的监督、制约和有效管理，我认为要在解决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上加以细化，有效落实，贯穿始终，形成责任权力既相互对应，又相互制衡的格局。 （一）立足岗位职能抓“定责” 明确责任，是落实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的首要环节。实践证明，腐败的特征是权利过分集中和权利失去制约，其表现形式是以权谋私。因此，在制定责任制时，必须根据各岗位的实际，围绕着权力的运行，以契约的形式明确岗位该承担的责任、在哪些问题上承担责任、承担什么样的责任。 ——责任制的主体要明确。党风廉政建设责任的主体是领导班子，承担并履行责任是个人。因此，在突出领导班子抓“双责”的同时，应把重点放在领导干部个人的责任上，根据职权和任务的不同，规定不同的责任，不能千人一面。特别是要对“一把手”的责任提出明确的要求，做到生产经营和党风廉政建设两个责任 “一肩挑”，实行“一岗双责”。上级党组织和主管部门，要象下达生产经营任务那样，对党风廉政建设也要提出明确的任务和要求，“软任务”也要体现“硬指标”。在此基础上，以此类推，把责任制的建立与落实延伸到各个领域和岗位，从而增强领导干部、特别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