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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从中国古代帝王陵墓前走狮的变化看中国“狮文化”观念的形成和现状 作者：钱亮（中央美术学院雕塑系2010级研究生） 内容摘要：通过梳理由南北朝到清代帝王陵墓前走狮的变化，讨论与之相适应的“狮文化”观念的发展、形成、普及和现状。 关键词：帝陵 走狮“狮文化” 狮子的故乡在非洲、西亚和南美，对于不产狮子却有大量狮子雕刻的中国来说，又是从何时出现狮子的呢？ 在王子云先生的《中国雕塑艺术史》中提到：“据《后汉书·西域传》记载：东汉章帝章和元年（87年）大月氏与安息国，各遣使来贡狮子，一般认为是狮子输入中国的最早年代。”然而，在《汉书·西域传赞》中，已有“明珠、文甲、通犀、翠羽之珍盈于后宫，蒲梢、龙文、鱼目、汗血之马充于黄门，巨象、狮子、猛犬、大雀之群食于外囿。殊方异物，四面之至”的记载，因为西域诸国向汉朝献物、有贸易往来是在张骞第二次出使西域之后（太初三年（公元前１０２年）汉远征大宛取胜，自此“西域震恐，都遣使来贡献”（《汉书·西域传》）“但狮子形象见于造型艺术中的多是佛教艺术盛期的南北朝极其以后各代。”①可见，狮子的形象得以运用到造型艺术中并被赋予神瑞应该同佛教的传入是分不开的，换句话说，佛教的传入不仅给狮子带来神化的依据，而且带来了镇守护卫的作用。因为佛教是“以像设教”的，如在佛教中莲花代表净土、白象代表降生、鹿代表法轮、狮子代表法力等等。《潜研堂类书》中有关狮子的记载称“狮子为兽中之王，可领百兽，有辟邪护法作用”。同时，《佛说太子瑞应本起经》中写道：“佛初生时，有五百狮子从雪山来，侍列门侧。”那么，在佛经故事中以驯化的形象出现的狮子就反衬出佛的法力无边，对于当时来说，狮子还是个稀罕物，普通的老百姓是无法见到真实的狮子的，而佛教艺术中的狮子形象正好填补了这个空白。如此一来，既让人们听到或看到了可食虎豹的狮子凶猛威严的一面，又让人们了解到它神瑞驯化的一面。凶猛威严足以辟邪镇守；神瑞驯化可以纳福呈祥，狮子的这两种形象，就构成了人们接受它、使用它的前提，同时，也构成了“狮文化”观念形成的前提，尤其是在连年战乱的魏晋南北朝时期，老百姓更是对佛教深信不疑。 那么，对狮子形象的运用，我觉得至少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是陵墓用狮；二是石窟用狮；三是寺庙用狮；四是建筑用狮；五是工艺用狮；六是民间用狮。在此，我仅以帝王陵墓前的走狮为例，来谈谈我国古代守护狮的变化（之所以选择帝王陵墓，是因为在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王朝中，帝王作为最高统治者，无论其生前还是死后，都享有着最大的权力和最高的待遇。因此，其陵墓的陈设和规格也是最有代表性和说服力的）。“中国的陵墓雕刻，据文献记载，始于春秋战国，在陵墓外雕刻兽类形象作仪卫或纪念性的‘象生’，最早的实物见于西汉。‘象生’，是指象征有生命的雕刻，但直到东汉，‘象生’中才有狮子。”②因为“根据中国习俗，墓前雕置石兽，多是虎而不是狮。”③更何况狮子输入中国是在西汉以后，那么在此之前呢？是不是就以虎为主呢？虽说不能那么肯定的回答是或不是，但“把虎用作雕刻题材，早在奴隶社会的殷商时代就已出现。”④例如在河南殷墟出土的虎纹大磬、洛阳东周王城遗址出土的虎纹瓦当、陕西凤翔雍城遗址出土的战国秦虎燕纹瓦当等等。到了西汉，虎的造型则更加多见，如西安汉长安城遗址出土的白虎纹瓦当以及霍去病墓上的伏虎等等。而到了东汉，才出现（虽西汉张骞墓前遗有石兽一对，但仅有残躯，故暂不做判断）似狮似虎的石兽用作保护坟墓，如四川雅安高颐墓石兽、南阳宗资墓石兽和陕西咸阳出土的石兽等等。目前，我国现存有铭文记载的最早的石雕走狮是山东嘉祥武氏祠的东汉石狮。然而，在东汉，走狮更多的还是被用于王公贵族的墓前。在我看来，从东汉到南北朝的这一时期，正是墓前走兽造型由“虎型”向“狮型”的转型期，更确切地说，是在南朝的齐梁之际发生了这一转化，为什么这么说呢？首先，从东汉到南北朝走兽的兽形来看，多呈“S”（有的头颈区分较明确的多呈双“S”形：一个横“S”、一个竖“S”）形曲线。那么，我们不禁要问，这种曲线造型从何而来呢？在我看来，这种造型是受到了“秦砖汉瓦”上虎纹的影响（当然，这种影响还可上溯至战国错金银青铜翼兽乃至商周时期的青铜纹样，足以说明这种样式是一种颇为彻底的本土样式。然而在我看来，相对于这些青铜器而言，砖瓦的流通更加广泛，故在此以砖瓦研究为主），这种影响在上文提到的东周虎纹瓦当、战国秦虎燕纹瓦当、西汉白虎纹瓦当以及陕北、沂南等地区的汉画像砖中均有所体现。尤其是西汉的白虎纹瓦当，更可谓是这些圆雕走兽的翻版。从白虎纹瓦当上我们可以看出，为了适应瓦当的圆形空间，求得造型上的美感，白虎多呈弓形，尾巴卷曲上扬，既起到了平衡构图的作用而又不失美感，有的背部还长有两翼，昂首伸爪，气势威猛。那么，当这种浮雕语言转化成圆雕时，由于受到石材的限制，尾巴自然由上扬转为下垂，四肢着地做行走状，两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