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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讨会论 基础研究产出评价中的 科学计量学方法探讨 上海交通大学高等教育研究院科学与技术政策研究中心 朱军文 研 究 基础研究的概念与产出形式 1．基础研究概念 19世纪初，国际上开始把科学区分为“纯”科学和“应用”科学。然而，一些在工业领域 和工程领域的研究者觉得，“纯”科学这一概念明显带有某种偏见，让他们难以接受。于是 “基础”(Basic)科学的概念被引入，并逐步取代了“纯”科学的概念。到了20世纪，“基础研 究”作为一个政策范畴和政策术语，牢固地确立了其地位。[1] 美国学者万尼瓦尔·布什在其名著《科学——无止境的前沿》中认为，基础研究的实施 不考虑实际结果。基础研究是对“一般知识以及自然界及其规律的认识”的贡献，基础研究 是技术创新的先驱。布什在《科学——无止境的前沿》中提出的基础科学及其与技术创新之 间关系的观点，成为战后几十年里美国科学政策的基础。[2]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1963年制定的《研究与发展调查手册》与联合国教科文组 的定义。这些文件后来不断有新版本，但基本观点仍然保持不变。OECD出版的《研究与发 展调查手册》认为[4]，基础研究主要是为获得关于现象和可观察事实的基本原理的新知识而 进行的实验性或理论性工作，它不以任何专门或特定的应用或使用为目的。该手册认为，基 础研究以系统阐述和检验各种假设、原理和定律为目的，对事物的特性、结构和相互关系进 行分析。基础研究的成果一般不出售，通常只在科学期刊上发表或在对其感兴趣的同行中 传播。基础研究可以进一步分为纯基础研究和定向(Oriented)基础研究。纯基础研究是为 了推进知识的发展，不考虑短期的经济效益或社会效益，也不致力于将研究成果应用于实际 问题的解决或将研究成果转移到应用该成果的产业部门。定向基础研究则怀有上述的期 望，生产出的广博知识，很有可能是为人们业已认识到的或所期望的未来的问题提供解决方 案或技术路线。 在我国，新中国建立以来到“文化大革命”结束这一时期，基础研究常被称为理论研究或 基础理论研究。其中，20世纪60年代，我国曾从科学与生产的联系角度出发将研究工作划 分为四类：第一类，基础研究；第二类，应用基础研究；第三类，应用研究；第四类，推广研 究。[5]1985年我国引入国际科技统计规范。这一年我国首次进行全国科技普查，以 UNESCO在1978年公布的《科技统计指南》所规定的RD指标为范本，从此开始使用基础 研究、应用研究、试验开发等指标。 2000年国家统计局制定了《科技投入统计规程(试行)》，并应用于2000年全社会RD 鬣上海市第一届科技统计论文 资源清查。这个《规程》也是按照国际标准定义来进行的，并对统计指标进行了详细的说明。 我国《统计年鉴》、《中国科技统计年鉴》对RD的分类及对基础研究、研究与发展等概念的 定义，均采用国际标准定义。 2．基础研究的产出形式 关于基础研究的产出形式及其绩效表现形式，也有多种表述。 1959年，Nelson就提出可以把政府对基础研究的投资看成是一种对“公共物品”的投 资，其最直接的产出形式是新的成文知识(Condified knowledge)，而且这些知识可以被其他 社会成员无成本地使用。特别是对于基础研究本身来说，这些新知识的无偿公开，有助于后 续研究活动的顺利开展，从而推动许多基础学科的发展。EO] OEC脒研究与发展调查手册》对基础研究的产出形式也有清楚的表达：基础研究的成 果一般不出售，通常只在科学期刊上发表或在对其感兴趣的同行中传播。[7] 门论述。他们阐述了基础研究绩效的6种具体表现形式：增加知识存量，提供新的设备、仪 器和方法，培养人才，解决产业界遇到的技术问题，产生新的公司。E8]陈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