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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送审查起诉的证明标准探析(下) 　　刘立霞 　　三、确立移送审查起诉的“排除合理怀疑”标准 　　侦查程序作为认识案件事实的过程与科学理论的发现过程有相通之处，都是不断接近真实的过程，因此，证伪的思维方法可以有效地运用到侦查程序中，如在侦查机关接到案件后，首先要做的便是排查相关人员有无作案时间，从而排除没有作案时间的人，缩小查找犯罪嫌疑人的范围。证伪思维是一种批判性思维方式，要求侦查机关关注有利于犯罪嫌疑人的证据，关注有罪证据的虚假成份和侦查推理过程中的疑点，并不断排除推理结论的错误，在穷尽现有条件都无法推翻既定命题——他是真正的犯罪嫌疑人——的情况下，才能得出确实度高的结论。因此，移送审查起诉应确立“排除合理怀疑”的证明标准，只有达到了排除合理怀疑的标准，才能终结侦查，移送审查起诉。 　　(一)排除合理怀疑标准的涵义 　　关于“合理怀疑”的内涵有多种解释，例如：“合理怀疑是指基于原因和常识的怀疑，那种将使一个理智正常的人犹豫不决的怀疑，排除合理怀疑必须是如此地令人信服以至于‘一个理智正常的人在处理他自己的十分重要的事务时，将毫不犹豫地依靠它并据此来行事’。”“所谓合理怀疑，指的是陪审团对控告的事实缺乏道德上的确信，对有罪判决的可靠性没有把握时所存在的心理状态。”国内学者对合理怀疑的界定也有一些观点，如台湾地区证据法学者李学灯认为：所谓合理之怀疑，合理亦即其怀疑须有理由，而非纯出于想象或幻想之怀疑，并非以下各种的怀疑：任意妄想的怀疑，过于敏感的怀疑，仅凭臆测的怀疑，吹毛求疵、强词夺理的怀疑，故意为被告开脱罪责的怀疑。如果属于以上各种的怀疑，即非通常有理性的人，非所谓合理的、公开诚实的怀疑。此外，有人认为，合理的怀疑，是所怀疑的情况可能存在，或者说存在的可能性比较大;对于排除合理怀疑涵义的界定，西方各国都强调必须遵守两条基本界限：一是上限。排除合理怀疑不要求达到绝对确定的程度，不要求百分之百确定无疑。他们认为，诉讼认识是一种历史认识，是对已经发生且无法再现的案件事实的认识，是不可能达到绝对确定的程度的。美国联邦最高法院于1887年指出：“在精确的科学和实际的观察领域之外，是没有绝对确定可言的。”正因为如此，对排除合理怀疑不能解释过高，不能要求排除所有怀疑，而只需将“合理的”怀疑予以排除即可。二是下限。排除合理怀疑要求对刑事案件的证明必须达到诉讼认识所能达到的最高程度。刑事诉讼直接涉及到对公民的自由甚至生命等最根本性权利的限制或剥夺，为了防止错误地将无罪的公民认定为有罪，他们要求，刑事诉讼必须坚持很高的证明标准[2]。 　　(二)排除合理怀疑标准的理论基础 　　1.排除合理怀疑符合证伪思维的要求 　　排除合理怀疑是以试错法和反证法来表述刑事证明标准的，它以受近现代理性主义思潮影响的诉讼合理主义为其基石。诉讼合理主义，要求在诉讼中需以合理的证据(有关联性、合法性的证据)，借助合理的判断(根据经验法则和逻辑法则做符合逻辑的推断)，通过排除合理的怀疑，得出合理的结论(能够经受经验和逻辑的检验)，并建立内心确信。排除合理怀疑的运作方式正是证伪的思维方式，我们可以从以下案例中清晰地看到排除合理怀疑的思维模式即是证伪的思维模式。 　　一个在贫民窟中长大的男孩被指控谋杀生父，此案有两个证人，其中老人是男孩的邻居，他曾经听到男孩对父亲喊“我要杀了你”，而且在案发时听到隔壁有动静，还跑出走廊看到了男孩逃跑的身影;女证人在60码外隔着一架铁路桥亲眼目睹了男孩把刀插入其父身体的过程。对于这两份证言，陪审员提出了如下怀疑：关于腿脚不灵便的老头的行动敏捷性，陪审员模拟老头的走路频率和姿势走了同样的距离，证明15秒走40多米对于老头来说时间短得几乎不可能，所以老头听到喊叫后跑出来看到男孩逃走的证词与生活常理有悖存在合理怀疑;关于那个目击凶杀过程的妇女的证词，一名陪审员回忆起她的鼻梁上有被眼镜压出的深坑，也就是说，她的视力可能有问题，而根据她的证词，案发时她已经上床很久，只是因为睡不着才起来走走，偶然看到了男孩父亲被杀的场面，而睡觉的人是不会戴眼镜的，因此她根本不可能看清楚60码外发生的事情，也就不能确认男孩就是当时行凶的人。另外她说看到男孩高举弹簧刀刺向他父亲，一名在底层生活过的陪审员对证人所说的持刀方式提出了质疑。因为弹簧刀有其固定的出鞘方式，一个惯常使刀者(男孩平时惯常玩弄刀棍)在激动争吵的仓促瞬间不可能有意换个姿势调转刀头，高举往下刺，而是在弹簧刀弹出鞘的同时顺势刺出，因此一般是由下往上刺，那名女士的证言显然与常理不合。此外，有人证明男孩曾买过一把与凶器一模一样的刀。一名陪审员偶然地在男孩家附近的小店里买到了一把与该案凶器一模一样的刀，由此他产生了怀疑，固然男孩被证明买了这样一把刀，其他人也同样可以很容易地买到，因此，证明男孩买过刀的证据并不能推出他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