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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1期（总第11期） 2008年11月14日 从人治到法治的理性进程 ——改革开放30年我国新闻出版法制建设探证 编者按：1978年12月18日至22日在京举行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是中国面临重大转折关头召开的一次历史性会议。以全会为标志，我国进入了改革开放的全新历史时期。三十年中，我国新闻出版法制经历了从人治到法治的渐变过程，内含于其中的，则是法治体系的构建、法治平台的拓展、法治手段的创新。本期撰文探证，以飨读者。 一、改革开放三十年我国新闻出版业的发展变化 “历时30年的改革开放，使我国新闻出版业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其体制、机制、管理方式、运行模式和思维方法都发生了深刻变化”。新闻出版总署署长柳斌杰日前在接受中央媒体记者采访时如是说。 统计表明：改革开放30年中，我国出版社由105家发展到578家，增加4.5倍；报纸从186种增加到1938种，增加9.4倍；期刊从930种增加到9468种，增加9.2倍；图书产品从1.5万种增加到24.8万种，增加15.5倍。与此同时，数字出版产业规模不断扩大，2006年我国数字出版总产值达200亿元，比2002年增加12.57倍。 截止2007年底，全国24个出版集团已经或正在转变为企业集团，100多家图书出版社改制到位，上千种经营性报刊转企改制，40多家报社实现企事分开。29个省、区、市的新华书店系统完成了转企改制，出版物全国连锁经营企业已达30家，全国民营出版物发行网店10万余个，中外合资（作）或外商投资书报刊发行企业50多家。 “十五”以来，全国组织实施重点出版工程和重大出版项目5000多项，建成农家书屋20000余家，推荐各类适农出版物4400种。全国新闻出版业在坚持对外开放的同时，积极参与国际竞争，利用国际资源、国际市场加快发展。1000多种图书列为“中国图书对推广计划”推荐书目，中国在法兰克福、巴黎、纽约、莫斯科等大型国际书展（书）上成为亮点；2007年，全国出口图书达730万册，是进口图书的两倍。 我国改革开放30年新闻出版业的发展历程，也是新闻出版法制的渐进过程。一方面，改革开放的外部驱动和加快发展的内在需要，为推进新闻出版法制进程提供了全新的认识视野和广阔的实践空间；另一方面，新闻出版法制进程的不断加快和法规体系的不断完善，也为新闻出版业的健康有序发展，提供了有力的法治保障和良好的法制环境。 二、改革开放三十年我国新闻出版法制的渐进历程 我国改革开放30年的发展历程，是一个渐进的社会转型过程。其中，居于核心地位的主体单元分别是：经济转型，即由“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变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由高度集中统一的计划经济体制转变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政府转型，即由高度集权的全能政府向层级型政府转变，由高度管制的指令政府向服务型政府转变；法制转型，即由指示、批示的人言之治转变为呼唤民主、重建规范的法制之治，由会议、文件的政策之治转变依法治国、依法行政的法治之治。中国新闻出版法制进程，与国家改革开放、社会转型同步。大致可作以下阶段细分： 第一阶段：从人言之治到法制之治（1978年12月—1991年5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全国曾引发过一场关于人治与法制的大讨论，许多在“文革”中惨遭非法制迫害的老干部，对呼唤民主、重建法制的要求十分强烈。这场讨论的历史贡献，在于启发了人们对法的全面认识，“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等现代政治理念，则是这场讨论所带来的重要成果；这场讨论留下的历史局限，在于未能形成严谨清晰的现代法制理念，人们对“法制”的理解，沿袭着“统治阶级专政工具”的传统说教。所谓“一手抓建设、一手抓法制”，更多的是偏重“抓”的概念，亦即把法制作为保境安民的工具，很少有对社会生活、经济活动、国家制度文明的价值体现。所谓“法制之治”，实际上是一种非正式的制度治理。 此期：全国新闻出版业处于恢复和重建阶段，体制频繁变动之中的国家出版局、文化部出版事业管理局、新闻出版署以及省级新闻出版管理部门，缺少必要的法制机构，大量的执行性管理依据来源于上级领导批示、讲话。适用于新闻出版管理的第一个行政规章，是国务院批转外贸部《关于我国个人进出口自用印刷品管理的暂行规定》（国发〔〕〔〕〔〕 — 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