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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需要什么样的医生? ?? ?国际著名医学杂志《柳叶刀》曾在一篇名为《备受威胁的中国医生》的文章中这样说道：在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的理想是“不为良相，则为良医”。然而如今，中国医生的形象却一落千丈，甚至有一部分人已不再把医护人员看作“白衣天使”。据卫生部门统计数据显示，目前中国每年发生医疗纠纷超过100万起，由医患纠纷引发的恶性事件时有发生。 ??? ?“医院已经变成战场。”《柳叶刀》这样的比喻不无道理。在这场战争中，患者心急如焚，医生劳苦不堪，还有些患者甚至用暴力表达对医生的种种不满。然而，这一切都是医生的错吗？10月26日，北京大学医学部迎来百年校庆；27日，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原上海第二医科大学）也将欢庆建校60周年。在这两所著名的培养医生的摇篮里，《生命时报》采访了北京大学常务副校长、医学部常务副主任柯杨，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副院长、中国医院发展研究院执行院长黄钢，大家共同探讨，中国在现有医疗体制下，到底需要什么样的医生，如何才能弥补医患之间这道巨大的鸿沟。 　　医患关系需要在人格平等的前提下互相理解 　　隐藏在无数医患矛盾背后，有一个共同问题，那就是医患沟通渠道的不畅。当患者花了两小时排队挂号，花1小时候诊，忍受了漫长的等待后，等来的却是一张冷漠的面孔，甚至不耐烦的态度，他们很容易愤怒。然而，对于一名一上午看了50个病人、忍受着嘈杂无序的就诊队伍、4个小时没有喝一口水的医生来说，保持微笑和温和耐心的语气，同样是个有些“残忍”的要求。每个人都站在自己的立场上思考问题，是医生与患者之间最大的一条鸿沟。 　　生命时报：您如何看待目前老百姓对医生的种种抱怨？　 　　柯杨：这些抱怨背后的深层原因，与中国的医疗体制有关。目前，全世界比较合理的医疗体制是：分层、分类、分级。比如在城市，社区是最基本的层面，中间层是二级医疗，最后才是三级医疗。社区医生先指导病人做决策，一旦发生严重疾病，再建议到二级或三级医疗机构看病。而三级医院主要解决疑难重症，先进技术的推广、传播和教学培训的问题。可目前中国没有建立起这样的医疗网络。虽然政府做出了极大的努力，可基层医疗缺乏高水平医学人才的现实不可能一下子改变。患者就像三级跳一样，一下子涌进了三级医院，让医生们无暇应对、措手不及。再加上其他因素，如诊断方式越来越依赖高科技手段，导致患者的花费越来越高、对医生的期望值越来越高，但又不一定能得到有效治疗；医学本身的局限性仍然很大，这点多数患者不了解，所以心理落差大，容易把不满发泄到医生身上。 　　黄钢：随着医学技术的进步，医生更多地依赖各种检查设备，CT与B超随手就开，“望、触、叩、听”似乎成了传说，和患者沟通得越来越少。另一方面，很多医生工作量太大，工作严重超时。一上午重复50遍相同的话，再有耐心的人也难免会有脾气。再加上有些患者对疾病、诊疗不理解，苛求医生，这也造成医患矛盾日益加剧。 　　我也常碰到患者抱怨，比如同样是做CT筛查肿瘤，有的人结果是阴性，会抱怨白花钱。有的人没必要做，他又会抱怨，为什么不让他查CT，漏诊了怎么办。这时我会给他讲科普知识，看诊疗流程，告诉他检查指征等。当患者了解后，沟通就畅快了。 　　生命时报：您以普通人身份看过病吗？遇到过和医生沟通不畅的情况吗？ 　　柯杨：有过啊，陪我母亲、女儿看病。我发现，医生有些说话方式可以改变。但是，目前整个社会都存在这样的观念：只要一个人，对其他人有一点支配权的时候，就变成人格的不平等，掌握一点别人的命运就颐指气使。医生往往表现的是，当他认定自己实施了正确的治疗，就可以说话非常生硬。在医疗行业，态度生硬就代表了一种居高临下，因为面对的是弱者，就很伤人。如果不出问题，病人都能接受；一旦出了问题，这样的态度就会成为“导火索”。 　　生命时报：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柯杨：我觉得这是教育的失败。我们的教育不注重独立人格和平等的精神。这是从幼儿园就开始的，从小就教育小孩要服从家长、服从老师、服从长者、服从权威、服从领导。长时间处于服从的压力之下，使人长大后一旦拥有权力，就可能自觉不自觉地“报复”在有求于自己的人身上。这是一代代往下传的东西，这个理念太糟糕了。而且这和知识水平的高低没太大关系，尤其光是医学知识，不一定能把一个人变成“成熟”的人。我们自称医学是“人学”，但“人学”是要对人的心灵有所理解，这恰恰是医学缺少的。光是医学教育不可能改变，因为学生从小到大受惯了这样的教育、见惯了这样的人。我只能告诉学生，对待弱者时不能这样。 　　黄钢：现在的一些医学教育是“快速培养模式”，强调先进的诊疗技术，但实实在在地少了一些无形的、底蕴的人文熏陶。这是导致医患关系紧张的一个原因，沟通不畅也几乎成为必然。 　　医学不仅有着科学的严谨，更与人休戚相关，离开人，医学就失去了本源；离开了人文关怀，医学就失去了灵魂，只是物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