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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社会性质的两次转型与中国历史的三个阶段---------------------------------------------------------------------------------------------------------------------- 编辑:王力 时间：2012年10月12日 来源：管理沟通培训 根据中国社会性质的变迁为依据，可以把中国历史划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在时间上从古史的传说时代到秦皇汉武时期，这个时期的重大变化是中国大地上农业生产方式逐渐普及和中央集权制政府建设的完成。第二个时期是秦汉至晚清，这个时期中国处在中央集权制政府弱控制之下的乡村社会，突出的人际关系要素是血缘关系和邻里关系，就是由法家建立的儒家社会，与欧洲的封建制时期形成明显的区别。第三个时期是1840年至现在，这是中国被动进入全球竞争和国际分工的时代，中国作为后发国家进行工业化努力的过程还在继续，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正卷入越来越多的人口，即便是农民和农业也已经日益卷入社会生产流通的总过程。 或者说，划分中国三个历史时期并作为两次社会性质转型的决定性事件是：“中央集权制政府”的建立和“现代化”进程的展开。 一、中央集权制政府的建立是社会完成第一次转型的依据和标志 在中国大地上，今天已经发现的新石器时代人类居住遗址超过7000处，早先相对分散的人群，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间，最后都逐步选择了农业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接受了后来被人们称为中华文化那个思想格局，并在小区域逐步实现政治整合的基础上，经过春秋战国时期的动荡时代，最终完成了整个民族的政治整合，建立起中央集权制政府。这是中国社会的第一次转型，转型的三大要点是：经济上是以农业生产技术普及为主导的“第一次全球化”过程，政治上的关键和标志事件是稳定的中央集权制国家机器的建立和强化，思想与文化上成长了统一的汉字和中华文化。加速实现转型的时代是春秋战国时期，秦始皇完成了中央集权制政府的建设，最后是在汉武帝手上得到巩固和完善的。 与欧洲国家的历史演进过程相区别，近代西方国家的中央集权制政府建设，是与资本力量的兴起和对外扩张过程和工业革命同时发生的，因此马克思才有可能在这样的典型的欧洲经验基础上，把资本作为主导一切的积极因素来对待，把政治权力建设和技术革命成就都化约为资本主导的结果，没有这个共时性，马克思这样的叙述就不会产生。欧洲中心论历史观的一个核心认识是资本具有主导一切的力量，没有资本就没有现代社会的一切。这与中国的历史演进过程和经验，是明显不一致的，中国的中央集权制政府建设与资本主导力量上升没有任何关系，与工业革命也不是共时性事件，认真对照欧洲和中国的历史过程，足以否定资本至上的伪历史观。欧洲政治经济诸方面（包括政治经济和技术）的重大变迁，实际上是集中在近代一次完成的，而中华民族是两次转型的结果，这是中国与欧洲历史重大区别的第一个特点。 秦汉以降，中国历史有2/3以上的时间，是在统一的中央集权制政府的管治之下，早先占据主导地位的部落自治和邦国林立局面已经结束。早先人们是生活在部落或者小邦国内部，基本上是高凝聚度的生产共同体和安全共同体（按照儒家的历史观，这些共同体是“大同时代”的遗迹，而且还具有回归大同的可能），而现在人们是生活在“天高皇帝远”的中央集权制政治下、由名义上是皇帝委派的地方官进行指导的各种社区自治结构里。传统社会建立在农业的基础上，剩余有限而且流动少，特别是远距离运输成本高昂，对多数人的日常生活而言贸易和商业在人们生活中间不占据重要地位，弗兰克和彭慕兰关于中国的研究，仍然是以工商业社会形成的研究视野回溯从前，这是社会性质决定的。 二、实现政治整合之后的人力物力优势是中华文明传承不断的原因 中国历史与欧洲重大不同，还在于中华民族的形成和中华文化的接受过程，不是在排他性的利益趋势人群扩张中间完成的。是一次农业技术普及的全球化过程。先是中心地区农业发达，人口增加对外播迁，在广大森林－草原环境中间去寻找新的农业地带，结果带动了游牧渔猎民族选择农业生产方式，实现了农业主导下的全球化过程。由于没有对落后部落利益的排斥和掠夺，落后民族在选择农业的同时也认同了农业民族，文化认同和种族融合都在农业扩张期间自然完成了，这是中国能够最终统一的重要基础。农业民族的扩张过程与游牧渔猎部落的关系相对缓和，是因为农业部落和游牧渔猎部落的生存资料，基本上不是相互竞争和互为消长关系，同时中国黄淮海大平原面积巨大，降雨量在400－800毫米之间，这个降雨量在自然状态下就是森林－草原环境，有许多林间的草原适合农业部落的拓展和播迁。 中国的农业全球化过程，不排斥游牧渔猎部落的生存利益，也不实施奴隶制，因此就没有不可消弭的敌意，这是文化认同和种族融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