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庄氏史狱与清初私人修史.docVIP

浅析“庄氏史狱”与清初私人修史 摘 要：庄氏史狱是清初文化史上的重大事件,前辈学者研究成果众多,但多倾向于史狱于清初文化的负面影响，本文以清初私家修史为线索,从史学史的角度分析庄氏史狱对清初文化的影响。本文认为,“庄氏史狱”的发生,使清初以来蓬勃发展的私家修史遭遇挫折,但不足以动摇私家修史的热情。清初民间史家,经历曲折后仍坚韧前行。 关键词:庄氏史狱;清初;私家修史 清代的文字狱是从康熙朝开始的，清朝最早的文字狱是对清初十分流行的民族思想的反清意识的一种反应，也是清廷为了遏制反清复明思潮而采取的严格措施。顺康时期的文字狱不多，影响最大的案狱之一就是“庄氏史狱”。这一时期满洲铁骑初入中原，以汉族传统观念看来，以“异族”统治汉人，是不符合汉人正统观念的。在广大汉人特别是一部分汉族知识分子中，存在着相当激烈的民族反抗情绪。他们认为，明亡清立乃“乾坤反覆，中原陆沉”[1]，“天昏地暗，日月无光”[2]，对满洲贵族入主中原的不满之情溢于言表。如王夫之在《读通鉴论》中认为，天下之大防有二，首先就是“华夏”与“夷狄”之分。在他看来，“夷狄”乃异类，公然号召汉人起来造满人的反，正因为汉人这种强烈的民族意识，才使得“庄氏史狱”因在其著作中反清复明，不承认清朝正统统治地位之辞而定罪成狱的。 “庄氏史狱”作为清初具有代表性的文字狱，其研究得到了学术界的广泛重视，许多学者多从文化高压、文化专制政策的角度加以评析，比如，谢国桢的《庄氏史狱参校诸人考》、《中国书籍考论集》（香港中山图书公司1972年），周延年的《庄氏史案考》（台北文海出版社1973年），杨林的《试析庄氏史案对清初私家修史的影响》（《清史研究》1992年第2期），钱茂伟的《庄廷鑨修史考论》（《宁波大学学报》1998年第3期）等。代表性的观点为，“清初的庄氏史案，在清代学术史、政治史上都开了一个极坏的先例，即封建统治者可以从一己的政治需要出发，而肆意践踏学术，摧残人才。这种文化上的短视，经过雍正、乾隆间的封建专制而推至极端，文字冤狱遍于国中，终于酿成思想界万马齐喑的沉闷局面”[3]。还有专门研究史狱所涉及的某个人物与史狱的各种关系，以及此人物对史狱发生、发展所起到的作用，如韩逢华的《查继佐与明史案》（《苏州大学学报》2007年第1期），认为查继佐并不是庄氏史狱的告发者，可查继佐作为“首告”，从客观上触发了史狱。但我们还应该认清此案的主要原因是清廷的统治政策。除了上述的著作之外，还有从帝王心理的角度方面研究史狱的，如郭成康的《帝王心理与文字狱》（《寻根》2003年第2期），也有从清初士人的思想意识去分析史狱的发生，如李润强、牛黎芳合写的《清初士人的明史意识与康熙朝文字狱——以康熙朝“明史案”和“南山集案”为中心》（《甘肃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07年第1期）等等。“庄氏史狱”是发生在清初的一起规模较大，影响较深的文字狱，对清初学术，乃至清初文化造成了难以挽回的负面影响。但是，破坏的程度如何，消极影响的范围有多大，清初学界对此做出了哪些反应，一些具体问题学界研究甚少。史狱因庄廷鑨私修明史而引起，因史狱而遭受直接波及的是清初的私家修史，本文将对上述问题加以分析，对清初史学史的研究很有意义。 一、“庄氏史狱”背景及始末 （一）“庄氏史狱”的背景 在明末农民起义军的打击下，北京的明朝政权宣告灭亡。北方，有实力强大的满洲政权和李自成的大顺政权，西南有张献忠的大西政权，南方还有占据南方半壁河山的南明政权。南明政权先后包括福王（朱由崧）弘光政权、唐王（朱聿键）隆武政权、鲁王（朱以海）浙东政权、桂王（朱由榔）永历政权和韩王（朱本铉）定武政权等，这段历史是明王朝的延续，其时间跨度大约与顺治朝相始终。但由于它们主要发生于海岛边地，当事人或死或逃，史实近乎湮没。 汉族人士面临异族入主中原的事实，感受着离乱之苦和身家之痛，感念旧朝。在他们看来，明王朝没有完全灭亡之前，清朝还算不得“正统”，南明王朝灭亡之后，其历史应由“继统者”完成。作为这一见证人的士人们认为，修南明“痛史”，正是他们义不容辞的责任，黄宗羲给门生万斯同《补历代史表》所作的书序中，曾举元末明初的危素为例，说过这样一段话：“嗟乎，元之亡也，危素趋报思寺。将入井中，僧大梓云：‘国史非公莫如，公死，是死国之史也！’素是以不死。后修《元史》，不闻素有一辞之赞。及明之亡，朝之任史事者众矣！顾独藉一草野之万季野以留之，不亦可慨也夫！” [4]（P78） 但是，值此改朝换代之际，修史队伍中却鱼龙混杂，士林中一些投机钻营、利欲熏心之徒，以修纂史书的名义亵渎历代史家以生命铸就的史实精神。为了达到撰史留名后世、逞私谋利的目的，他们不惜造假附会，请人代笔，有的坚持固守陈见，诋毁歪曲，有的趁机告密邀功，打击报复，士人修史风气中的一些恶习愈演愈烈。至康熙初年，这种夹杂着强烈功利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