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胡适的思想.docVIP

哲学·文学·宪政 ——浅谈胡适的思想 20世纪的中国风云变幻，中国的政治、经济、思想文化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其间各种各样的人物粉墨登场，为我们呈现出了一部精彩纷呈的中国近代史。而在各种人物中，知识分子在中国近代的历史长河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胡适就是其中之一。 胡适折射出上个世纪的知识分子在急剧变化的历史背景下，如何保持一份对国家和民族的社会责任感。他是我国著名的学者，他在很多领域都作出了贡献，尤其在哲学、文学和宪政方面的成就虽历经数载但光焰不熄。 一、哲学 胡适采用了西方近代哲学的体系和方法研究中国先秦哲学，把孔子和儒学放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用“平等的眼光”与诸子进行比较研究。胡适破除了儒学“独尊”的地位和神秘色彩，这具有开创性的影响。 在长篇论文《说儒》中，提出“儒是殷民族教士”，“最初的儒都是殷人，都是殷的遗民”，“靠他们的礼教知识为衣食之端，他们都是殷民族的祖先教的教士，行的是殷礼，穿的是殷衣冠”；周灭殷后，“他们负背着保存入国文化的遗风”“儒是柔懦之人，不但指那逢衣博带的文绉绉的样子，还指亡国遗民忍辱负重的柔道和生观”；孔子是殷民族“悬记”而生的“救世主”，“他从一个亡国民族的教士阶级，变到调和三代文化的师儒”，孔子的最大贡献在于殷民族部落性的“儒”，扩大到到“仁以为己任”的儒，把柔懦的“儒”改变到刚毅进取的“儒”。孔子不是“儒”的创造者，而是儒学的中兴者。孔子的学说强调个人在社会中的地位，强调教育和仁政，并以此来影响整个社会。 胡适“大胆假说”的观点在当时是惊世骇俗的，他的论证不够充分，不过他假设“儒”在殷时代就有了被后来的甲骨文研究判为事实。 胡适并不盲目崇拜孔子和儒学，他认为“孔教不能适应时势需要”，“现在大多数明白事理的人已打破了孔教的迷梦”（《新思潮的意义》）辛亥革命后的中国社会进步，“不是孔夫子之赐，是大家努力革命的结果，是大家接受一个新世界的新文明的结果。只有向前走是有希望的，开倒车是不会成功的。”（《写在孔子诞辰之后》）对儒家强调的“三纲五常”持批判态度，说：“三纲五论”的话，古人认为是真理，因为这种话在古时宗法社会很有点用处。但现在时势变了，国体变了……古时的天经地义现在变成废话了。 值得一提的是，美国哲学的主流就是实用主义，或称实验主义。实验主义反对虚玄思辨的哲学，主张哲学要能解释生活，应付环境，要适应环境，应付环境，就要能解决生活中的种种问题。所以，实验主义注重方法。胡适则是把美国实用主义哲学引进中国的首要人物，他企图在哲学上介绍和提倡这种方法论。 胡适治学方法、思想方法，主要得自于杜威。胡适本人说：“我治中国思想与中国历史的各种著作，都是围绕着‘方法’这一观念打转的。‘方法’实在主宰了我四十年来所有的著述。从基本上说，我这一点实在得益于杜威的影响。”胡适信服杜威的实验主义，他承认“杜威教授更是对我有终身影响的学者之一”。胡适回忆说，杜威“对我之所以会有那样的吸引力，可能也是因为他是那些实验主义大师之中，对宗教的看法是比较最理性化的了。杜威对威廉·詹姆士的批评甚为严厉。老实说我也不喜欢读詹氏的名著《信仰的意志》。我本人就是缺少这种‘信仰的意志’的众生之一。所以我对杜威的多读科学少谈宗教的更接近‘工具主义’的思想方式比较有兴趣。” 由此可见，胡适与实验主义的关系，主要就是胡适与杜威的关系。 文学 胡适积极提倡白话文，白话诗，主张文学改良。 1917年1月1日在《新青年》二卷5号上发表《文学改良刍议》一文，提出八不主义：（一）不用典；（二）不用陈套语；（三）不讲对仗；（四）不避俗；（五）须讲求文法；（六）不作无病呻吟；（七）不摹仿古人；（八）须言之有物。 在现在看来，这“八不主义”非常平淡，但在当时却成为新文化运动初期掀起狂风巨浪的白话文运动中，胡适也因这一文章而一举闻名，终身显赫。 胡适在白话文方面开了个头，在白话诗创作上也是由他开风气，由他带头。他的白话诗创作的艺术水平并不高，但毕竟带了个头，于是便涌现了徐志摩、冰心、郭沫若等一批新诗作者。由于白话文较之文言文更能抒情达意，所以它受到了广大学生青年和知识界的大多数人的拥护和支持，白话文就迅速地传播开来了，几乎没有遭到反对势力地正面地攻击。 仅1919年一年之中就有400种白话报刊如雨后春笋般地涌现出来。1920年北京教育部终于决定中小学开始使用白话的语文教材。过了几年，曾反对白话文的教育总长章士钊也不得不承认“天下悦胡君之言而响之者众”，“举国趋之若狂”。这反映了胡适在当时风靡中国的情况。以《胡适文存》为例，初版于1921年，八年之中印行了十二版，四万七千部，1930年又重排第十三版。《尝试集》1920年出版，两年之内，增订四版。 然而，胡适也曾痛斥当时青年们“以适之为大帝，绩溪为上京。遂乃一味于《胡氏文存》中求文章义法，于《尝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