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政府最后的时间表.docVIP

清政府最后的时间表作者：邵建来源：《读书》2010年第2期　　清政府垮台于一九一一的辛亥年，从历史进入二十世纪始，它就进入了自己生命终结的倒计时。清末的政治腐败和人们对政府的控诉，可见梁启超的行文：“夫孰使我百业俱失，无所衣食者，政府也；夫孰使百物腾涌，致我终岁勤劳而不得养其父母者，政府也；夫孰使我一栗一缕之蓄积，皆使吏胥之婪索者，政府也；夫孰使盗贼充斥，致我晷刻不能即安者，政府也……”这样的政府非倒不可，更何况孙中山的革命党大张声势，筹谋推翻。但，清末立宪派给它指出了一条政治改革的道路，即立宪，可以说这是清政府唯一的图存之路。事实上，它也被逼走上了这条路，但，由于它自己的蹉跎，这条路最终也断送在它自己手里。　　与孙中山的革命党不同，由梁启超在理论上指导的国内立宪人士，并不主张推翻清政府。在同盟会排满性质的“种族革命”外，梁启超推重的是政治制度改革的“政治革命”(梁氏是体制外人，他的语言如果转换为清政府的官方语言，就是“政治改革”)。此改革以立宪为指归，用梁氏的话表述：“政治革命者，革专制而成立宪之谓也。”从专制到立宪，可以说是二十世纪任何一种专制政体的政改方向。在体制外和体制内的各种压力下，晚清政府迫不得已接受了立宪者的主张，继一九○五年派五大臣出洋考察宪政后，于一九○六年九月一日宣布“预备立宪”。这，不妨视为清政府“政治改革”的开始。　　那么，从一九○六年到一九一一年，清政府在它生命的最后五年间，都做了些什么呢?　　一九○六年：是年虽然宣布预备立宪，但立宪的预备期有多长呢，这是社会很关注的问题。九月一日的“圣谕”颁下：“……俟数年后，规模初具，查看情形，参用各国成法，妥议立宪实行期限，再行宣布天下。”显然，这是一个没有时间表的预备立宪，其中不乏遁词，如同在玩时间游戏。当然，立宪就是分权，政府本能地不愿意，能拖一天是一天。只是那时的它无从料及历史留给它的时间只有五年了，多拖一天就是往死路上多走一天。时在日本的梁启超有过这样一个观察，他在写给老师康有为的信中说：“革党现在在东京占极大之势力，万余学生从之者过半。前此预备立宪诏下，其机稍息。及改革官制有名无实，其势益张。”不妨注意这其中的“其机稍息”和“其势益张”。当人们开始信任这个带有政改性质的预备立宪时，即使是革命一方，其势头亦不免“稍息”；当人们认为这个政治改革是虚与委蛇、皮里阳秋时(比如只是把各部制变来变去)，则革命势头必然反弹“益张”。这说明改革可以遏制革命，改革进一步，革命退一分。但是，假改革必然招致真革命；因此，清廷唯有真正立宪而非口头立宪才能自保。　　一九○七年：客观地说，一味指责清政府假改革也不公正，革命派的压力，立宪派的努力，逼使它要调整自己的动作。继预备立宪后，一九○七年有两道诏书不应忽略，一是九月二十日预备成立资政院的谕旨：“立宪政体，取决公论，上下议院一时未能成立，亟宜设资政院，以立议院基础。”这是朝廷政改的一大动向，按照它自己的解释，资政院即英美议院之前身。一个月后的十月十九日，朝廷又下一诏，谓：“前经降旨于京师设立资政院，以树议院基础，但各省亦应有采取舆论之所。”这个舆论之所就是省议会，但清廷将之称为咨议局：“着各省督抚均在省会速设咨议局”，“筹计地方治安，并为资政院储才之阶”。这两道诏书光绪都明言是“朕钦奉慈禧皇太后懿旨”。慈禧虽然顽固，但也果断，决定在中央和地方分别开设议会，应是真正的政改之措。　　一九○八年：针对清廷两道诏书，流亡日本的梁启超随即于一九○七年成立了“政闻社”，这是带有政党性质的立宪组织。梁氏立社的目的即是为了协助政府调查各国立宪制度。梁氏和孙氏不同，他既不主张推翻清政府，而是要把它往政改上引，就避免不了与政府的合作与互动，尽管是暗中的(事实上一九○五年清大臣出洋考察的宪政报告主要就出自梁手)。这是梁氏政闻社的四条纲领：“一、实行国会制度，建设责任政府；二、厘定法律，巩固司法权之独立；三、确立地方自治，正中央地方之权限；四、慎重外交，保持对等权利。”一九○八年七月三日，政闻社有一个动作即上书朝廷，要求三年召开国会。书云：“事必实行则改良易，空言预备则成功难。凡事如斯，岂惟国会。”国会不开，“灰爱国者之心，长揭竿者之气”，“时不我留，乞速宣布期限，以三年召集国会，宗社幸甚，生灵幸甚”。梁启超因惧怕生灵涂炭而反对革命，认为国会既开，革命或许可以回避。因此，他提出了具体的时间表，其三年期限的最后一年正是清亡之一九一一年。不妨看看清政府的反应，一个月后的八月二十七日，在朝廷宪政编查馆的奏请下，光绪终于下谕颁布宪法大纲，“限九年筹备完成”。以一九○八年起算，立宪的最后限期就是一九一六年。从无期到有期，不能不说是一个进步，但问题是，龟兔赛跑，革命会等你九年吗?　　一九○九年：这是宣统元年，光绪和慈禧先后于一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