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21——西汉以前的黄河下游河道.docVIP

021——西汉以前的黄河下游河道 黄河以善决善徙著称。但传世先秦著作中，只有少数几次人工决开黄河用以浸灌邻国的记载，绝无一语道及黄河曾改过道；《史记·河渠书》虽然从大禹导河叙起，讲到黄河的决徙却是从“汉兴三十九年孝文时”开始的。因此，大禹以后汉兴以前黄河曾经决徙过几次，决在哪里，徙从何道，是一个千百年来异说纷纭，至今莫衷一是的问题。笔者治黄河史已数十年，对这个问题早先是信从清人胡渭的说法的；后来察觉了胡氏之说并不可信，可又提不出一种足以自信的看法来。直到最近一二年，才逐渐形成了一套既不同于胡氏，也不同于古今其他学者，而自信应该比较符合于历史实际的看法．现在把它写出来，希望能得到同志们的指正。 一、汉以前黄河下游改过几次道？ 首先要解决的一个问题是，汉兴以前黄河下游改过几次道？对这个问题，前人有两种说法： 一种根据《汉书·沟洫志》所载王莽时大司空掾王横所引《周谱》里“定王五年河徙”一句话，认为这是汉以前唯一的一次改道。从东汉班固、北魏郦道元、南宋程大昌到清代的阎若璩、胡渭。都是这样理解。胡渭认定《周谱》的“定王五年”指春秋时的定王五年，即公元前602年。他把有史以来到清初历代黄河的改道归纳为五大徙，即以这一次为五大徙的第一徙。这种说法影响极大，此后二百数十年直到如今，讲黄河史的著述一般都采用其说。解放初期岑仲勉先生虽然别创定王五年不指春秋时的定王五年而指战国时的后定王五年（前462年）之说，但也认为汉以前只此一徙。 另一种是不相信《周谱》这句话，认为汉以前根本没有改过道。这种看法始见于清嘉道间焦循所著《禹贡郑注释》，最近史念海同志撰为《论禹贡的导河和春秋战国时期的黄河》一文，采焦说而又有所阐发，结论也认为根本不存在周定王五年河徙这么回事，春秋战国时黄河下游河道一直没有改变过，见于《汉书·武帝纪》元光三年的“河水徙从顿丘东南流入勃海”，才是历史时期的第一次河徙。 先让我们从事理上推究一下这两种说法是否站得住。 上古记载疏阔，发生过的历史事件没有被传世的文献记载下来的，何可胜计？周定王五年河徙这一条，不见于《史记·河渠书》，也不见于所有先秦记载，若不是《周谱》提到而被王横引用，这一条也不会传下来。先秦经传和《史记》可以有所脱略，怎么可以断定《周谱》记了这一条，便是上古黄河史的全部记录？定王五年这一徙，便是上古唯一的一次河徙？可见认为汉以前黄河只改过一次道的说法是讲不通的。 焦循说：“《周谱》固史公所熟见者，而定王河徙，纪、表、书、传无一言及之，盖考之不得其实，宁从其阙耳。”这是他不信定王五年河徙这条记载的一条重要理由，却是一条完全不成其为理由的理由。试问：先秦史事见于先秦载籍而不见于《史记》的岂在少数，难道这些史事之不见于《史记》都是由于司马迁考之不得其实而宁从其阙？事实恰恰相反，至少凡《左传》与《史记》记事有出入处，业经前人考定，几乎全都是《左传》可信而被《史记》遗漏了，搞错了。史事之可信与否，怎么可能以《史记》载不载为断？ 胡渭认为周定王五年河徙，决口在今河南浚县西南古宿胥口。此前的黄河就是“禹河”（指《禹贡》河），自宿胥口北出经《汉书·地理志》魏郡邺县东“故大河”，“北过降水，至于大陆”。此后的黄河就是西汉大河，自宿胥口东行漯川至今濮阳西南古长寿津与漯别而东北入海。史念海同志列举春秋史事，断定“周定王五年黄河无在宿胥口改道事”，理由是相当充分的。但是，《周谱》本来只说定王五年河徒，没有说徙在宿胥口，念海同志的论证，只是驳倒了胡渭徙在宿胥口的说法，却并不能因而就断定这一年整个黄河下游都不可能发生改道，就否定《周谱》定王五年河徙这一条记载的可靠性。由此可见，说汉以前黄河从没有改过道，同样也是讲不通的。 前人两种说法都讲不通，那末汉以前的黄河下游究竟该是怎样一种情况？这需要从河北平原的上古城邑聚落分布说起。我们打开汉以前的历史地图考察一下各个历史时期的城邑聚落分布，不难发现这么一种引入注意的现象，那就是：从新石器时代经历商周直到春秋时代，河北平原的中部一直存在着一片极为宽广的空白地区。在这一大片土地上，没有发现过这些时期的文化遗址，也没有任何见于可信的历史记载的城邑或聚落。新石器时代的遗址在太行山东麓大致以今京广铁路线为限，在鲁中山地西北大致以今徒骇河为限，京广线以东徒骇河以西东西相去约自百数十公里至三百公里，中间绝无遗址。商周时代的文化遗址和见于历史记载的城邑聚落则太行山东麓东至于今雄县、广宗、曲周一线，鲁中山地西北仍限于徒骇河一线，中间的空白区仍达百数十至二百数十公里。春秋时代邯郸以南太行山以东平原西部和泰山以西平原东部的城邑已相去不过七八十里，但自邯郸以北，则乎原东西部城邑的分布仍然不超过商周时代的范围。平原中部的空无城邑地区，要到战国图里才归于消灭。在战国图里，这一带出现了高阳（今县东）、安平（今县）、昌城（今冀县西北）以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