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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国际刑法视角分析影片《东京审判》 ——2010级·张语时·1024410031 《东京审判》首次将发生在1946年5月3日到1948年11月12日这一长达两年多的国际审判搬上荧幕，记录了当年在日本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上包括中国法官在内的11国法官对以日本前首相东条英机为首的28名甲级战犯的庄严审判，艺术地再现中国法国在日本远东军事法庭上与日本甲级战犯以及反动律师之间唇枪舌战的情景。《东京审判》是导演高群书的首部电影，也是第一次由中国导演以几乎全外语的形式拍摄国际题材。该片是一部检讨战争以及战争责任的电影。它以发生在1946年东京盟国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对28名日本战犯的艰难审判过程为背景，许多从未曝光的历史密闻在片中解密。在当时绝大多数不同意判处战犯死刑的多国法官会议上，中国法官上演了一场场思辩缜密撼人心魄的法庭传奇，才艰难扭转了局面，以六票对五票的一票之差，用战犯的绞刑告慰了在战争中死难的中国冤魂。中国法官终于在长达两年818次的开庭中，写下了奇迹。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影片按照一比一的比例搭建了当时的远东军事法庭，力图最大限度还原历史。 东京审判具有重大的意义，比如它将日本战犯推上审判台、清算了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罪行，它见证了中国在近现代历史上第一次战胜帝国主义国家的历史成果。但除此之外，我们更应看到其积极的法律意义： 1、对日本战犯的审判推动战争犯罪体系建立，具有里程碑的意义。因为不论是盟国进行的东京审判还是中国单独进行的对日战犯审判，对国际刑法和国际法的发展而言，都是一种非常重要的法律实践活动。严格上讲，在二战之前，国际法上对于战争犯罪都只有零散的条约文件或惯例，具体详尽的战争犯罪类型并不存在，东京审判及其同时期的纽伦堡审判、国民政府和新中国的审判，以其具体的审判实践本身确定、强化和促进了战争犯罪体系的建立和体系化，因此，仅仅从法律的角度而言，这些审判的作用也是值得肯定的。另一方面，从历次审判的内容上看，南京国民政府和新中国政府进行的一系列审判，都相当程度地受到了东京审判精神的影响，尤其在对这些日本战犯的定罪的问题上，直接吸收了新确立的战争犯罪体系的成果和精髓。因此，从对日战犯审判的整体精神上，三者是具有传承性和一致性的。而且在对这些二战战犯的系列审判之后，战争犯罪的内涵和外延日益明确和清晰起来。这些审判法庭的《宪章》及相关文件，已经成为国际刑法上重要的法律渊源，对作为国际法分支的国际刑法的形成和确立具有里程碑的意义。 2、任何人发动和进行侵略战争都要承担刑事责任。 东京审判等系列审判，实际上首次强调和明确了国际法上这样一个重要的原则，即发动和进行侵略战争是一种犯罪。而且，不论进行侵略战争的人是谁，不论官阶的高低，就是国家元首，也不妨碍对其犯罪性质的认定，不能排除其刑事责任的承担。” 3、战争犯罪的概念由此清晰。 在这一系列的审判之前，对于战争犯罪究竟成立什么样的罪名，国际法上当时还找不到明确的渊源和实践范例。一战结束时，曾有国家要求惩办战争的罪魁祸首德皇威廉二世及其部属，最后却以“莱比锡审判”的闹剧收场。但是在纽伦堡、东京及其后来的系列审判，国际社会对战争犯罪的体系如何已经形成了比较明确的共识。这种变化本身就是一种意义的体现。“以前战争犯罪是个笼统的概念，在这一系列的审判之后，才开始形成了破坏和平罪、反人类罪以及战争罪等具体的罪名体系，其中，破坏和平罪和反人类罪是首次才出现的罪别概念，它们都是在这一系列审判过程中确定的。” 但是，从某种程度上而言东京审判是留有遗憾的，那就是： 1、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公正性不足，甲级战犯本质上是战胜国对战败国的（不公平）审判，而乙级、丙级战犯的审判也有冤枉及纵放的问题。盟军将领也承认，如果这一次是日本打赢，日本可以用相同的罪名来起诉他们。同盟国方面部分人士（如印度法官拉达宾诺德·巴尔）也对判决提出批评，并认为对日方不公平。有些人认为日本与盟国之间的战争只是两个殖民主义集团的对抗，违法宣战应该无罪。遗族会代表古贺诚认为：东京审判是“胜者对败者的审判”，这样的审判本身是不能承认的；但是，“国际法庭的结果，我们是必须接受的。” 2、部分真正犯有违反人道罪行的日方人士并没有被重判、甚至等于没有被判刑；原因并非罪证不足，而是种种政治妥协。其中引起最大争议的是首裕仁天皇的战争责任。在盟军最高统帅麦克阿瑟的授意下，《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宪章》特意未像《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宪章》那样规定追究国家元首战争责任的内容，而且从整个远东法庭的规则以及法官、检察官的组织形态上讲，东京审判实质上为美国所操控，更多体现的是美国的意图。因为当时的国际社会认为裕仁负有发动侵略战争的责任，必须严惩。盟军占领日本后，麦克阿瑟将军与日本天皇裕仁进行了一次秘密会面。双方对会谈始终讳莫如深，三十年后的裕仁说：“当时与麦克阿瑟将军有君子协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