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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大历史看我们思考的局限性 余世存 一般人以为“绝地天通”标志着中国的思想开展。“颛顼受之，乃命南正重司天以属神，命火正黎司地以属民，使复旧常，无相侵渎，是谓绝地天通。”此前天地相通，意义世界由巫来管理;后来，“夫人作享，家为巫史”，人人为巫自主，意义世界开放，信息泛滥而冲突;然后是政教合一的绝地天通，以集团或阶级或国家或集体的利益诉求，赋予个人生命的意义，垄断意义之源，取消共同体成员的自主权利。 　　在谈论这一中国文化中的大事时，我们仍有不少话题可以展开。绝地天通可看作是一种专业分工的时代需要，人人都通天通地未免是一种资源的浪费。跟其他文明的地缘有所不同，大陆中国是一个半封闭而较为自足的地理环境。古希腊人的航海贸易，古埃及古希伯来人的沙漠生存，使得这些地方的人民对天文地理的探索要迫切得多，他们也不会轻易把知识和意义的来源让渡给外人。大陆中国的个人生存则不需要如此精准的知识。 　　因此，无论早先的巫史阶段，还是政教合一的教化，都使知识的探索成为少数人的职业。只是，颛顼时代的分工需要，大概到了商周时代，尤其是周人以农立国，就成为垄断了。这种垄断，对农耕文化的影响是极为关键的。直到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我们农村的很多农民，靠天吃饭，对天时的把握仍模糊，一个村里有几个懂“黄历”、知道节气的人，就够一村村民生产生活所需了。 　　我们今天回看“绝地天通”，这一运动几乎是一个明喻，又是一个隐喻。无名无数的民众个体不是知识的发源地，独立自由的知识人也不具备发布知识的权利，知识是权力的附庸。从商周开始的这一生存塑形，到了韩非子这一行动者的思想和秦始皇这一思想者的行动那里，得到了最为简明的说法。 　　韩非说，“明主之国，无书简之文，以法为教;无先王之语，以吏为师。”秦始皇以“焚书坑儒”的行动回答了韩非的理想。因此，秦汉以来的中国知识始终有底气不足的问题，最终由权力说了算，谁的官大听谁的，道统高于政统并审判政统只是少数知识人的梦想;大多数知识人帮忙帮闲甚至可以帮凶。在此情形下，中国知识能发展出逻辑吗?能够有形式逻辑吗?能够有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吗?几乎是天方夜谭。知识人之间奉行的是官方裁判、权威背书，是纵横家们的策论和诡辩逻辑。这一情形至今仍屡见不鲜。 　　知识人和官家之间的关系在其他民族中也能找到这样的例子，但在其他民族那里只是一时一地的现象。苏俄的赫鲁晓夫曾骂一印象派画家：你吃的是人民的血汗钱，拉出来的是狗屎。画家反驳赫鲁晓夫：你根本不懂艺术，是外行，是美学领域的文盲。赫鲁晓夫回答：以前当我是一个工人的时候，你可以说我不懂;当我是车间主任的时候，你也可以说我不懂;但现在，我是苏共中央第一书记，我就懂! 　　我们从这样的对话里可以看到知识人的独立精神，另一个俄国的形式主义大家什克洛夫斯基则说：“艺术总是独立于生活，在它的颜色里永远不会反映出飘扬在城堡上那面旗帜的颜色。”但在我们这里，在华人知识人中，是另外一种情形。 　　杨振宁见毛主席后对外人说他对主席的印象：“造诣非常之深”，“在主席的影响之下，中国按照理想主义来处理科学”。这种客气话在更多的知识人那里变本加厉，甚至知识人把官家当作求助、裁判的权威。如此一来，中国知识人队伍虽然庞大，但知识含量之低也就不难理解了。很多知识人甚至终生未能意识到，他们与天地的隔绝，他们想破脑袋的知识生产是无意义的，他们的人生也并非“与天地精神相往来”。 　　知识人如此沦落，士农工商中的其他阶层如农如工如商，也是如此。农民要种什么种多少是难以自主的，他多半得听权威的、官方的，直到今天，很多地方的官员仍是农民的“父母官”，他们要操心农民明年种多少亩麦子、种多少地瓜。工人更是既指望老板照顾、又指望官员帮他维权。 　　商人的身份在传统中国最低，即使有钱，他们也被规定只能穿什么衣服坐什么车子，今天他们的地位虽然高了一些，仍是难以自主也缺乏自主精神的。傍大款、傍老板、傍商贾虽然是社会的时尚，但商人并非终极，他们绝大多数只能傍官，他们生死悬于一线，官吏一线。 　　当代社会的阶层职业较传统社会丰富得多。但在“绝地天通”的视角里，人们多半仍是难能自主也缺乏自主意识的。直到今天，我们网友刷屏的时代，人们仍不能自我决断、自己评判，人们在微博微信中最经常的反应是：“求权威信息”，“求官方版本”…… 　　“绝地天通”是明喻又是隐喻。地可谓地理、空间，天指天文、时间。在王权时代，“皇家垄断天学，禁止民间私习”，普通人看天象是犯禁的。而直到不久前，我们还未有自由迁徙的权利，我们被地域隔断，人的生存乃是植物式的生存，“社员都是向阳花”。 　　 ? 　　《唐律疏议》明确说了，“私家不得习” 　　地理空间之地又指“界”，天文时间之天又指“世”。“绝地天通”是隐喻又是明喻，它使我们与世界隔绝。除了一些无形的隔绝，我们还有更多有形的政令、措施、力量来防止我们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