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法律文化对中国法律现代化的影响.docVIP

传统法律文化对中国法律现代化的影响 一、极权主义 （一）极权主义的基本表现 极权主义指的是权威的自我扩张和对权威的迷信与依赖相交织而成的一种思维与行为的方式。 （二）极权主义形成的历史原因 作君、做亲、作师的政治法律传统，智慧、道德和政治地位成正比，由君子担任统治者的理想变成只有统治者才是“君子”的现实。 （三）袁世凯：专权与复辟 1、袁世凯利用军队制造事端，先是将南京临时政府和参议院迁入他控制的北京，再是摆脱临时约法对大总统权限的制约。 2、刺杀宋教仁 1913年3月20日，宋教仁遇刺，两天后死亡。宋教仁案发生之后，国会的危机也日益凸显。1913年4月8日，中华民国第一届国会成立。 3、干预国会选举自己为正式大总统。 4、解散国会，制定袁记约法 5、复辟帝制 （四）孙中山：极权主义与中国宪政的倒退。 1、临时政府组织大纲。 孙中山不赞同宋教仁的内阁制，认为：“内阁制乃平时不使元首当政治之冲，故以总理对国会负责，断非此非常时代所宜。吾人不能对于唯一置信推举之人而复设防治之法度，余亦不肯徇诸人之意见，自居于神圣赘疣，以误革命大计。” 2、确立党魁的绝对权威 二次革命失败后，孙中山着手建立中华革命党，开始将个人的绝对极权专制引入党组织。孙中山提出党员必须绝对服从党魁的命令，并在中华革命党总章规定：“凡进本党者，必须以牺牲一己之生命、自由、权利，而图革命之成功为条件，立约宣誓，永远遵守。”在入党的程序上还采取了每人按指模的方式。 3、党权专制 1923年以后，孙中山借鉴苏联的建党与建军模式，改组中华革命党成立中国革命党，确立了以党魁为核心的党组织对军权和政权的绝对控制，党以军队为后盾，处于国家机构之上。“‘以党治国’模式的出现，使信奉强权政治及武力服从的政治家们建立了新的合法性基础模式，这使强权政治在继赤裸裸的军阀政治之后，开始以新的包装形式——一种更加冠冕堂皇和隐蔽的方式面世。” 政党竞争的消除，不仅从根本上窒息了政党的发展空间，对国家权力的社会监控因而变得不可能，而且也使得执政党成为中国宪政的最大障碍。 （陈小平：《党权政治的兴起及对中国宪政的影响》，载《自由主义与当代世界》三联书店2000年版。）（郭世佑：《民族主义的裂变：以孙中山与苏俄关系为中心的分析》，《江苏社会科学》2005年第二期。） （五）极权主义形成的要素 1、对权威的包装以及对其思想进行宣传的口号要简单具体。 “认识往往附属于所认识事物的某些特征。这些特征反过来又成为整个事物的象征。” “一个人可能千年一遇地在战斗结束后站在参见葬礼的人群里，聆听伯里克利从古往今来雅典人的无数品质中归纳出那些使雅典为世界所推崇的品质而怦然心动。但是过后他所能记住的恐怕只有伯里克利的抑扬顿挫的声音、他的手势，或者一位阵亡战士的母亲的啜泣。”（[英]格雷厄姆·沃拉斯：《政治中的人性》，朱曾汶译，商务印书馆1995年版。） 在社会信息的流传过程中，越是具体的和简单的事物越容易流传，其社会影响也就越大；就树立权威来说，个人比组织更具优势，而组织又比抽象的理论更易为大众所接受。一种政治势力在中国能否崛起，并不在于其政治理论是否真正具有先进性和完备性，而在于它能否成功地在人们心目中塑造一个权威以及以这个权威为核心的政治组织。 2、必须成功地树立一个敌人。 冲突是任何一个社会组织存在和维持的前提条件，不过，极权主义组织和一般社会组织不同的是，极权主义组织需要积极主动地“寻找”和“创造”冲突的对象即敌人。 杜威：“人们并不是有靶子就射击，而是把靶子立起来，以便投射得更有效，更具有重要性。” “这种群体不仅把任何实际的意见不一都看做‘敌对行动’，而且为了加强内部团结他还要‘虚构’内部和外部的敌人。这种群体不断搜寻敌人，因为它的团结和它的存在依赖于他。”（[美]科塞：《社会冲突的功能》，孙立平等译，华夏出版社1989年版。） （六）极权主义与中国暴力革命 由于缺乏成熟的社会公共组织对民众原始的感情冲动进行过滤和纠错，再加上国家对思想自由的限制导致民众普遍缺乏对事物的理性辨识能力和独立自决能力，从而为煽动家提供了大显身手的社会舞台。 由于极权主义者吸引民众的口号是诸如财富和权力的再分配之类的口号，因而这些口号付诸实践并不能产生新的财富，相反由于其对社会创造财富原动力的扼杀而必将使得整个社会的生存境况更糟。在这个情况下，不停地寻找敌人则是极权主义组织得以维持的最后一根救命稻草，官僚、富人被消灭了，就从国外寻找敌人，国外的敌人被赶跑了，就从组织内部寻找敌人。而敌人的层出不穷必定要求组织内部的成员无私奉献全部的人格，这又进一步强化了极权主义。当找不到敌人或者所找的敌人在内部不能形成一致认同时，维持这种革命群体的纽带的危机也就出现了。 胡适：“中国今日需要的，不是那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