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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安乐死的经典案例安乐死，一个令举世争议的重大医疗立法提案。首先遇到来自医疗界的阻碍。传统观念中，医生救人，延长人的寿命是天职。医生无论以什么手段结束病人的生命，无论是什么情况或者是什么人，都是医疗界无法接受的。英国医学专家约翰·怀厄特尖锐指出：“人为死亡不在医学范畴。”他说：“大多数医生和健康专家们认为，一旦在临床实践中引入人为死亡，医学的本旨就被改变了。它将变成主观判定谁的生命更有价值。”医学就变成了一种社会工程学，缩短那些“没有价值的生命”。 　　更大的阻力来自于患者家属的主观情绪，这种情绪往往是超越了理智的。他们热切的希望自己的亲人能够活着哪怕多一分钟，但是他们并没有考虑过是怎么样的一分钟，很多患者所承受的痛苦是炼狱式的折磨。他们求生不能，欲死不得，这种痛苦，即使是亲人和朋友也无法体会。 　　 　　合法安乐死的第一人 　　 　　2003年11月10日荷兰一院(即上院)以46票赞成、28票反对的结果通过了 “安乐死”法案，这使得荷兰成为世界上第一个把安乐死合法化的国家。 法案规定，身患不治之症的病人在考虑成熟后，可自愿提出结束生命的书面请求，主治医生则应向患者详细陈述实际病情和后果预测，并由另一名医生参与诊断和确诊，可实施“安乐死”。法案还规定，实施“安乐死”的手段必须是医学方法。 　　2003年11月３０日，在阿姆斯特丹，这是一极平常的日子，但对托莱尔来说，这又不是平常的一天，因为她的母亲选择在当天与所有的亲朋好友诀别。这也是荷兰议会顺利通过安乐死合法的第二天。上午１０时，托莱尔和她的二个姐妹、孩子们及其他朋友，等待牧师走进了家门，祈祷后，两名医生随后也进来了。房间布满鲜花。老母亲躺在床上，吃力地试图做出某种表情，对来人一一含笑。她今年７１岁，她是一位非常开明的退休教师，几年前得了不治之症。几个月前，她就提请医生给她实施安乐死，以减轻自己的痛苦，并且已经获得了两位主治医生的同意。开始，托莱尔坚决不同意，但看到母亲一直在经受地狱般的折磨，拗不过老母亲的强求，在与姐妹们商量之后决定同意。老太太吃力地点了点头，托莱尔流着眼泪，下令关灯，同时点起蜡烛，播放了妈妈爱听的音乐。有人轻轻地，轻轻地抽泣，医生则用他颤抖的手给老太太注射了致命的药物，一会儿，老太太走了，但她是含笑走的…… 　　 　　合法安乐死之前的案例 　　 　　1950年4月14日，东京地方法院的一个安乐死案件判决中指出，为了解除患者躯体上的剧烈痛苦不得已侵害其生命的行为，属于刑法中的紧急避险行为，不应受到惩罚。1962年12月22日在名古屋高等法院对一例安乐死案件的判决中，指出了在日本合法的安乐死需要具有6个要件。日本成为亚洲第一个在法律上有条件地承认安乐死的国家。但日本迄今为止尚无有关安乐死的成文法。 　　1973年荷兰一位名叫Geertruida Postma的医生对其患者实施了安乐死，医生被法院认定谋杀，但宣判监禁一周缓行1年，这实际上是判她无罪。就此判决，法官作了特别的情况说明：必须在规定的条件下实施安乐死。 　　1995年6月16日澳洲北部领土议会通过了“临终患者权利法案”，是世界上迄今为止的第一部安乐死立法。1996年9月22日，在澳洲北部城市达尔文，医生菲利普·尼切克帮助66岁的建筑工人鲍勃·邓特平静地走完了生命的最后里程：在注射了一支致命的戊巴比妥纳药液后，这位受前列腺癌折磨整整5年之久的患者终于在妻子和医生的注视下，安祥地合上了双眼，成为世界上第一名依据安乐死法离开人世的患者。但是，澳大利亚联邦议会推翻了北方领土的安乐死法案。 　　 　　 　　被动“安乐死”案例 　　 　　15年几度徘徊在生死边缘 　　如果一个人成为植物人，依靠进食管来维持生命，那么，谁有权力来决定她的生与死。这个故事发生在美国一名女性植物人特丽·夏沃身上。 　　1969年以后，在美国至少有35个有关安乐死的法案递交22州立法机构审议。美国的法律并无有关安乐死的条款。根据美国宪法修正案，“留予各州由其公民决定”。 1994年11月在美国俄勒冈州的一次全民公决中，通过了一项议案。这项议案使得安乐死在有限制的条件下不是非法的。 　　1990年，年轻的特丽因心脏病，导致脑损伤，被医生确诊为“永久性植物人”，并认定无任何康复可能。15年来，特丽一直靠人工进食管维持生命。1998年，特丽的丈夫迈克尔作为她的监护人向佛罗里达州法院提出申请，要求拔去特丽身上的进食管，对其实行安乐死。特丽的父母强烈反对迈克尔的做法。由于特丽在病发前并未留下任何书面文件表达过安乐死的意愿。双方为此在7年的时间里多次对簿公堂， 2001年4月和2003年10月，特丽的进食管曾经两次拔下又被插上。无法表达个人意愿的特丽几度徘徊在生死边缘。2005年3月18日，根据美国佛罗里达州第六巡回法院，同意对特丽实行“安乐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