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介文化是近年文化研究中的一个热点.docVIP

　　 　　媒介文化是近年文化研究中的一个热点。它不仅突破了传统文化的范畴，涉及到了包括文学艺术、价值体系、制度建设在内的诸多边界，甚至涵盖了生活的方方面面。并且，媒介文化的话语也从公共领域转向私人领域、从精英阶层转向普通大众、从社会政治经济转向日常生活、从严肃价值观念的推广和道德的教化转向审美体验甚至功能的快感。可以说，媒体文化已成为当代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形塑着人类当下的生存境遇，改变着人类的生存状态和文化形态。 　　面对纷繁复杂的媒介文化，高调追捧者有之，怀疑批判者有之，但一味的追捧和批判并无益于我们正确地认识媒介文化。本文拟对当代媒介文化所表现出来的后现代特征进行分析，并探讨媒介文化与当代审美观念转变之间的关系。 　　 　　一、理解媒介文化 　　 　　对媒介文化的关注。最早可以追溯到20世纪30年代的法兰克福学派(the Frankfurt Sch001)。该学派诸多成员，如本雅明(Walter Benjamin)、阿多诺(Theodor w.Adorno)、马尔库塞(Herbert Marcuse)等人，对所谓“文化工业”的批判就已经包括了大众媒介这一维度。后来，伯明翰学派(theBirmingham School)的先驱威廉斯(Raymond Williams)又进一步拓宽了对大众媒介研究的视域；“当代文化研究中心”(Center for Contemporary Cultural Studies)第二届主任霍尔(stuart Hall)的论文《编码，解码》更是成为大众媒介研究的经典之作。虽然上述对大众媒介的关注产生的时间比较早，但是，作为一个独立的概念，媒介文化却直到晚近才出现。在西方研究界(主要是英语研究界)，直到20世纪90年代以后，以媒介文化为研究对象的专著才不断问世，媒介文化逐渐成为显学。而在中国内地，20世纪90年代以前，学界基本上没有使用过媒介文化一词。可见，无论是对西方还是对中国学界来说，媒介文化都算是一个新生事物。 　　经过近年来的发展，学界对媒介文化的研究成果可谓不计其数。但是，如何理解和界定媒介文化却一直众说纷纭。在法兰克福学派看来，媒介文化是一种压制性的意识形态，它不但不能提升大众的精神境界，反而以虚假的自由误导大众，让大众沉醉于单向度的感官享受中。而费斯克(JohnFiske)则倾向于从消费实践角度理解媒体文化。他认为，媒介文化是动态的，消费者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随意地选择适合他们的文化产品，并能动地创造他们所需要的意义和陕感。麦克卢汉(Marshall McLuhan)突出强调了媒介对社会文化的形塑力量。他认为，正因为有了媒介，人类才有可能从事与之相适应的传播和社会活动；媒介的不同决定了社会文化样态的不同；媒介会消灭一种文化，同时引进另一种文化。而在鲍德里亚(Jean Baudrillard)看来，媒介文化创造出了一个超现实的“拟仿”世界，它使一切真实失去稳定性，并最终促使主体趋向多重化、离散化；它的存在就是填充人们不断变换的、不确定的需要。显然，媒介文化的开放性与超越性给它的理论界定带来了难度，因为我们既可以从意识形态角度理解媒介文化，也可以从受众消费角度理解媒介文化；既可以从政治经济制度角度来解释媒体文化，也可以从纯粹的技术角度解释媒介文化。如美国学者凯尔纳(Douglas Kellner)所言，媒介文化极为复杂，至今它依然抵触任何较为综合的理论概括，因为高度综合的理论往往是片面化的，会对媒介文化的某些重要方面视而不见。 　　在对媒介文化众声喧哗的诸多界定中，凯尔纳对媒介文化的理解和界定可谓独树一帜。在发表于1995年的《媒介文化》一书中，凯尔纳首先肯定了“媒介文化”这一概念的价值和意义。他说：“‘媒介文化’这一概念既可方便表示文化工业的产品所具有的性质和形式(即文化)，也能表明它们的生产和发行模式(即媒介技术和产业)。它避开了诸如‘大众文化’(mass culture)和‘通俗文化’(popular culture)之类的意识形态用语，同时也让人们关注到媒介文化得以制作、流布和消费的那种生产、发行与接受的循环。此概念也消除了介于文化、媒介和传播等研究领域间的人为阻隔，使得人们注意到媒介文化体制中文化与传播媒介之间的相互关联，从而打破了‘文化’与‘传播’间的具体界限。”“‘媒介文化’一词还有一个好处，它表明：我们的文化就是一种媒介文化，媒介已经拓殖了文化，并已成为配送和散播文化的基本工具，大众传播媒介已取代了先前那些书籍或口语文化模式，我们已生活在一个由媒介主宰着休闲和文化的世界里。”从这些表述中我们不难发现，凯尔纳正是用“媒介文化”这一概念抹掉了“大众文化”与“通俗文化”等称谓的意识形态色彩，同时又把媒介文化和传播的所有形式都看成是值得审视和批判的对象，有意识地把媒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