审美文化中的工具理性和表现理性.docVIP

审美文化中的工具理性和表现理性说,技术对文化的渗透是一个不可避免的过程,就象技术必然对人类社会生活的所有方面发生影响一样。在当代西方,关于技术对文化的影响,历来存在着两种不同甚至对立的看法,一种可以称之为超越论者,另一种可名之为实证论者。简言之,???? 超越论者在科学技术的力量中感到了对人的主体的威胁。他们提出了这种观点:人的自由被技术危及。他们看到了人与技术之间的冲突;结果,大多数超越论者就对现代技术采取一种敌对立场,使它具有一种自律力量的特性。而在实证论者那里,情况却反过来了。他们认为现代技术是一种好东西。他们在现代技术的发展中看到了对人的力量的肯定和文化的进展。1???? 从文化史的意义上说,超越论者容易怀念古典文化时代的和谐,而对现代文化的分裂和冲突忧心忡忡,具有某种悲观主义的色彩;与此相反,实证论者更关心未来,他们坚信技术的发展将导致人类社会的巨大进步,因而有一种乐观主义的基调。通俗说来,前者是一种以文化和精神的超越来抵制技术对人的贬低,属于文化决定论;而后者以技术的进步为荣,认为技术不但可以给人类带来福音,而且人类社会所出现的问题也得由技术来解决,是一种典型的技术决定论。当我们思考技术对中国当代文化的广泛渗透和作用时,我以为,必然充分注意到这两种视野本来的局限性。一般来说,从文化的角度对技术的思考,很容易偏向于前一种观念,因而陷入一种带有文化保守主义色彩的窠臼;反之,主张技术的积极功能的观点,也很容易坠入技术决定论的渊菽。对中国来说,由于中国文化传统的特殊性,科学技术的传统相对于西方来说,一直比较薄弱,而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塞先生”的大旗时而举起,时而偃旗息鼓。所以,从文化角度来思考技术问题,就必须特别注意这些问题。我们应该在超越论和实证论之外寻找第三种视野,一种更加独特的角度。???? 在审美文化场内,各种不同的力量相互作用,技术自然是一个不可忽视的重要力量。技术在审美文化各个方面的广泛运用,极大地改变了它固有的格局和方式。当我们深入地思考技术的渗透时,一个显而易见的文化矛盾或冲突,是技术自身的工具理性和审美文化固有的表现理性之间的矛盾。从逻辑的意义上看,工具理性和表现理性是两个彼此对立的范畴。它们原本分属于不同的领域。依据哈贝马斯的看法,韦伯在其社会学研究中发现,文化的现代性是作为一个与宗教和形而上学分离的过程,它逐渐演变成三个自律的领域:科学、道德和艺术。哈贝马斯认为,这三个领域的分化就是启蒙的规划,分化导致了专门化以及彼此的区别,即文化的三个维向,这就构成了他所说的三种理性和结构:认知-工具理性结构(科学技术),道德-实践理性结构(伦理)和审美-表现理性结构(艺术或审美)。2如果说启蒙的规划是把这三个领域从宗教和形而上学中分离出来,并构成三个彼此有别的场,那么,我们可以对哈贝马斯的说法作进一步的发挥,这里,值得我们注意的一个发展趋势是:分离的同时又出现了互相渗透。就审美文化而言,这突出地表现在技术向审美文化的广泛渗透,这种渗透带来的新问题是技术本身的工具理性与审美所特有的表现理性之间的矛盾和冲突。???? 从本质上看,技术活动完全不同于审美活动,构成技术行为的工具理性,也截然有别于审美活动的表现理性。平心而论,技术对文化的渗透,具有一种双刃剑的功能,一方面为审美文化带来了新的空间和手段,另一方面,又对审美文化所固有的游戏法则形成威胁,这特别突出地反映在工具理性对表现理性的凌越上。我以为,技术所特有的工具理性,是一种自律的、非自然的、普遍化和强制性的,它与审美理性所固有的一系列特征相对立,诸如审美性的自律性、主体性、个性化和自由特征等等。因此,我们注意到,随着技术对审美文化的广泛渗透,特别是随着技术的因素在审美活动的某些方面越来越具有重要地位,它不但悄悄地改变了审美文化的生产和流通方式,而且也在改变对这些产品的接受方式。一句话,技术在暗中导致了中国当代审美文化的许多形态上的变迁。这个问题似乎还没有引起国内学术界的充分注意和探讨。对于技术向审美文化的渗透,我们必须采取一种开放的批判态度。这就是说,我们既不能站在技术决定论和实证论立场上,一味欢迎技术给审美文化带来的深刻变化,却对其工具理性问题及其负面效应视而不见;同时,我们又不能站在狭隘的甚至保守的超越论立场上,对技术带来的一切变化都持反对态度,恪守过时的文化观念和审美规则。在这两种立场之间保持某种必要的张力,既坚持开放的立场,又保持清醒的批判意识。???? 技术因素给当代中国审美文化带来变化的第一个明显标志,是文化的媒介化,或者说,中国当代审美文化正在转向媒介化的文化。这个特征和我们前面分析过的文化经验的媒介化是一致的。文化的媒介化这个概念来自英国学者汤普森,他在其《意识形态和现代文化》一书中提出:“现代文化的媒介化,是指一个过程,经过这个过程,